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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附录三下略:陈述道德,考察安危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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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法令违背了民众的利益,那么其他法令也就无法实行;一项恶政实施了,也就等于跟百姓结下了很多冤仇。因此,对顺从的民众就要施行善政,对顽固凶残的刁民就要严加惩处,这样国家的法令才能得以顺利地推行,而民众也不会有怨恨之言了。如果用民众怨恨的法令去治理怨恨的民众,就会违背常规;如果用民众仇视的法规去约束仇视的民众,其所引发的灾祸是无法制止的。治理国家,管理民众,就要让他们心平气和;要做到心平气和,政治就必须清明。民众各得其所,国家就会太平无事。

犯上作乱的人受到尊重,贪婪卑鄙的人富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有一个贤明的君主,也不能很好地治理天下。犯上作乱的人被诛杀,贪婪卑鄙的人被关押,只有这样,教化才能得以施行,而种种坏事就会悄然消去。廉洁、淡泊名利的人,不能以官位、俸禄相诱而求得;有节操、讲义气的人,不能以严威、重刑相要挟。所以,英明的君主要想得到贤才,一定要了解他的品性而施以不同的方式。想要招致高尚清廉的人,一定要重修礼节;想要网罗重气节大义的人,一定要重修道义。这样不仅可以招致贤士,君主英明的声名也可以保全。

圣人和君子都知道国家强盛和衰弱的根本,通晓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端倪,审查明确治理乱世的时机,能够把握好进退的分寸。即使是贫困,也不会贪图亡国的高官;即使是困苦,也绝不贪图乱世的俸禄。隐姓埋名却有治理天下邦国之道的人,会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出山,所以一出山就会身居要职;君主的志向跟自己的志向相投,就可以建立不朽的功勋。所以他们的谋略高深,并且能名扬后世。

圣明的君主发动战争,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打仗,而是要用战争去诛灭强暴、讨伐乱贼。而以正义之师去讨伐不义之师,就好像挖掘开长江、黄河的水去浇灭一个小小的火把一样,也好像是在深渊边推挤摇摇欲坠的人一样,肯定能够夺取胜利。圣明的君主之所以悠闲恬淡而不急于进攻,是不愿意造成过多的人员和物质损耗。兵器,是不祥之物,天道厌恶它,不得已的时候才会使用它,这是符合“天道”的。人生活在“道”中,就像鱼生活在水中,得到水才能生存,没有水就要死亡。所以,君子常常感到恐惧,而不敢违背“道”。朝政被豪强把持,国家的威望就会衰弱;生杀大权掌握在喜欢杀戮的人手里,国家的威望就衰竭了;豪强如果俯首听命,那么国家就可以长久维持;生杀大权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国家才会变得安定。人民生活穷困,国家就没有可以储备的东西;百姓生活富足,国家才会安乐。

贤臣被重用,奸佞的人就会被排斥在外;奸臣被重用,贤能的人就会被置于死地。如果内外失去了应有的次序,国家就会祸乱无穷。

大臣自比君主,众多奸邪就会乘机聚集;大臣享有君主那样的尊崇,上下就会名分不分;君主沦为臣下的地位,上下的秩序就会被颠倒了。

伤害贤才的人,祸乱就要殃及他的子孙三代;埋没贤才的人,他的自身就要受到祸害;嫉妒贤才的人,他的名声就不能予以保全;积极引进贤才的人,福泽会流布于子孙后代。因此,君子急切推举贤才,这样他美好的名声才会被广为传颂。

让一个人得到利益而使一百个人遭到损害,民众就会离开城郭;让一个人得到利益而使一万个人遭到损害,全国人民的心就不会团结。除掉一个人能让一百个人得利,人民就会感激他的恩泽;除掉一个人而让一万个人得利,政局就不会发生动乱。

“下略”主要讲的是国家盛衰的原因。为人君主者看了“下略”就能明白如何从源头上治理国家,从而审查治理国家的纲纪。身为君主要视天下为己任,明白广大百姓的心声,制定出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令。在人才的选用上要亲贤远佞,使贤人归附,而让奸佞之徒远离。君主所做的事情要为百姓考虑,即使出兵打仗,也是为了铲除暴乱获得更多和平的空间。文中说:“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这样的人才是众望所归的君主。君主要保持和大众的利益一致,才能国家太平,国富民强。

自东汉后,中国大地战乱不休达三百多年,国家纷乱,诸侯割据。北朝的杨坚利用外戚的权势夺得朝柄,登基称帝,建立了隋朝。

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杨坚登基后,在开皇七年先灭梁,然后下诏书伐陈。开皇九年,杨坚大军挥师南下,灭亡了割据南方的陈,统一中国,终结了东汉末年以来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当时琉球群岛俯首称臣,归降隋朝,突厥可汗更是顶礼膜拜,称杨坚为“圣人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长期的混战局面终于结束,各地的蛮夷部落也被隋文帝征服,中国又回到和平的年代。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精心治理,使隋朝迅速强大起来。虽然国家富裕了,但隋文帝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开始奢华享乐。他告诫太子杨勇:“自古帝王,奢侈便不久矣,尔要厉行节俭。”杨坚在前朝做辅政大臣时便力主打击奢淫,并且成效极为明显,以至于当时大众的服装多为布帛,从不用绫罗绸缎,饰带也只用铜铁骨角,没有用金玉的。他称帝后,更是表示“犬马服玩,不得献上”。比如布袋送干姜,绸袋装香料,都被斥为糟蹋之举。隋文帝始终秉承“常节俭,重民心”的原则,立志于治理政事,杜绝奢侈,平时饮食也不过一荤,所乘、所穿、所住极尽简陋。他的妃子也衣着朴素,身上没有很多华丽的配饰。《资治通鉴》中曾评价杨坚:“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有一次宫内有人患痢疾,需配制止痢药,药方中有胡椒粉一两,宫中竟然都找不到。还有一次,隋文帝要用一条编织成的衣领,宫中竟然也没有。

此外,隋文帝还整顿吏治,制定官吏的考核制度,对廉官良吏赐帛赠田,晋级加官,布告天下,实行奖励;对贪官污吏则严加惩处。隋文帝秘密派人监视百官的行为,有时甚至暗中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试探他们,这些官吏一旦受贿就立即被处死。隋文帝执法严明,有一次,他发现儿子杨俊生活奢侈,大造宫室,大怒,立即下令将杨俊关了起来。大臣杨素进谏说处罚太重了,文帝却说:“皇子与百姓同罪同罚,如果不这样的话,岂不是要再立一个皇子律了吗”杨坚的这一举措,使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官吏贪污行为也大大减少,有利于百姓休养生息。

隋文帝也非常关心他的百姓。他听说灾民没有饭吃,就三个月不再吃荤,表示要和灾民同甘共苦。他将北方饥民迁移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命令侍卫不准驱赶、威吓百姓。有一次,他在迁移的路上看到一群老人、妇孺,便主动牵马让路,善言抚慰。在道路崎岖的地方,他还命身旁人帮助灾民挑担。

在政治方面,隋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创立了三省六部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巩固了中央集权。

在经济方面,隋文帝下令开通漕渠,著名的广通渠至此开通,漕运得到了辉煌发展。

隋文帝在位期间,突厥和契丹不断侵扰中原。为了让国内人民休养生息,隋文帝曾经三次修筑长城,巩固北边的防御线。隋文帝对突厥进行分化和打击,导致突厥最后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因为无法和隋朝抗衡,渐渐地采取了和缓政策,后来接受了隋朝的管辖;而西突厥由于已经无法对抗隋朝,选择了向西发展。

身为人君,就要为自己的百姓考虑,维持天下太平,解决纷争,任用贤才,杜绝奸佞,这样才会受到百姓的拥护,国家才能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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