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1/2）

他们上路了，在路上有这样的时刻：红砖房往后退去，为灰色的石头让路，灰色的石墙也渐渐出现在视线中。天空和草地的颜色也似乎随着这些灰色石块的改变而改变——在岩石映衬下，天空是更蓝的一种蓝色，草地是一种带有蓝色元素的绿色，而整个世界，在回返故土的那个北方人看来，变得那么丰盈，甚至有了液体般流淌的质感——但比液体更加严肃，也没有液体那么友善，只在真实性上没有减损。弗雷德丽卡与驾驶座上的约翰·奥托卡尔比肩而坐，约翰·奥托卡尔开着他深蓝色的车，不断吞噬着朝他们扑面而来的公路和风景。约翰惊讶的是，一个人对于回到原乡的感受竟然可以如此凶暴。沿路上看到的房舍都不是特别迷人，却有一种坚强固执的风骨，好在那些房子偶尔因蔓生植物和攀爬的玫瑰而软化了形象。“19世纪遗留下来的房子有一种气质，”弗雷德丽卡在心中说，“是一种公民性，却不墨守成规。”她把这种观感对约翰·奥托卡尔说了，他说自己来自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那是贵格会 [1] 的慈善家们规划修建的，位于埃塞克斯郡的一座20世纪花园风格的城市。“我们的房子像玩具街上的一座座玩具屋，”约翰笑道，“5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里的人都那么说。虽然坚固，也配有漂亮的小花园，但我们就是想逃出来。”

弗雷德丽卡本就曾离开她北方的故乡，逃向伦敦。她一直喜欢着伦敦，喜欢她四处游走、居无定所的伦敦生活，她无法描述自己为何无法对那些灰色、蓝色和绿色产生归属感，所以沉默以对。他们正驶进约克郡谷地，灰绿色的小山坡倾斜着从路面边缘上开始升高，往天际探伸。将小山坡分割成不均匀的、如拼缀图一般的，是带有些许工业感和力量感的干砌石墙，是层层巧妙垒好的黑色平滑石块所组成的蛇行阵列，是摞压起来的一截又一截光秃秃的原木桩。“这全都是故乡的人的手艺。”弗雷德丽卡默默地想，紧接着又斥责自己这突如其来的多愁善感。不过那些墙是真的美。“这种技艺，这种精准。”约翰·奥托卡尔观看着这些规划整齐、修筑巧妙的岩石、礁石组成的壁垒，不由得发出感叹。“这也是我父亲常常赞叹的，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词，”弗雷德丽卡说，“我以前总是下意识地等着他这么说，他竟然一次也不落。现在我看到这些墙，这竟然也是我的观感——如此高超的技术!”

他们两人没有直接去弗莱亚格斯，而是先在途中的戈特兰德找了一间小旅馆住下。他们到小旅馆的时候，夜色渐浓，回头望向远处荒野上的点点灯光，像潋滟动人的水光，又像是悬浮游弋的细雪。他们在小旅馆登记的时候，在住客单据上写的是：约翰·奥托卡尔夫妇。这是一个幻想、一个虚构，弗雷德丽卡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尽管她并不是奥托卡尔太太，但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他们顺着嘎吱作响的黑木楼梯走上一间吊灯垂得很低的卧房，卧房里的壁纸上满是小树枝，连床单也是同样的图案。他们在小房间里情不自禁地相拥，约翰·奥托卡尔精壮的身体对弗雷德丽卡而言，依然是有趣又陌生的，但有温热的触感，也能与她的身体契合和沟通。他们走出房间，目送最后一道微弱的天光，那道天光就在他们眼前由小山峰围成的碗里消失。初升的星光映进他们眼中，褴褛的云絮在星星的群落间纠缠穿梭。他们牵着手，他连手指都是温热的，弗雷德丽卡感到他的手指在与她的相碰时，有微微的震颤。

小旅馆里有一间兔子洞大小的黑漆漆的酒吧，酒吧里混合着啤酒、红酒和石蜡的气味。他们在小旅馆的餐厅里吃饭，餐厅的墙是桃红色的粗糙的泥墙，餐桌上钴蓝色的烛台上，点着一支盈盈的蜡烛。他们晚餐吃的是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餐桌上两人突然有点拘谨，对彼此客气。他们分享着彼此的身世，或者说部分的身世。弗雷德丽卡描述自己的父亲比尔、母亲温妮弗雷德时，用的形容词是：不因循守旧，教书匠，尊重常识；描述姐姐斯蒂芬妮时，用的词是：闪亮，聪颖，入土为安；说弟弟马库斯有数学头脑，灵敏，不好相处；她也介绍了自己：在布莱斯福德·赖德长大，在布莱斯福德女子文法学校读中学，学校风气自由，但学习内容无聊到令人窒息。约翰·奥托卡尔向她讲述的是一个在和平主义思维浓厚的贵格会社区长大的童年，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当年在一家巧克力工厂担任生产部门经理，二战期间因为提出良心上的反对意见而被抛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他也说起了他的母亲，但弗雷德丽卡想象不出他母亲的面目，不过她清楚：他母亲应该是一个贵格会教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平主义者。“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在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的文法学校念书，”约翰·奥托卡尔说，“那段就学经历还挺平顺的，我们后来去了布里斯托尔专门读数学。父母亲一开始认为我们这对双胞胎应该被分开，所以我们一个被送去了布里斯托尔，另一个被送去利物浦，但是这种强行分离并没有成功，后来我们两人都留在布里斯托尔上学。”

“你是其中哪一个？”

“我是一开始就被送去布里斯托尔的那个。”

“你觉得你们两人应该被分开吗？”

弗雷德丽卡在延续话题。

“应该也不应该，”约翰·奥托卡尔口气平和地说，“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把我们俩分开，但结果事与愿违。”

弗雷德丽卡本想要问：“为什么说事与愿违呢？”又觉得问不出口，她进行着“自我审查”。于是，餐桌上一阵冷清，约翰在思考着怎么把话说下去。

“一开始，我们在布里斯托尔读的并不是同样的学科，后来读着读着就读成一样的学科了，我们读的都是纯粹的数学学科。”他说完这一段又停顿了，不一会儿，话茬被接上了，“活在同一个数学世界里，用相同的思路和方法，解决着同样的数学难题。”

“你那时候快乐吗？”弗雷德丽卡问道，随后意识到不管问什么，约翰的童年经历好像都是一个有点危险的话题。接着，是一阵更长的悄然无语。约翰·奥托卡尔边吃东西，边无法抑制地皱紧了眉头。弗雷德丽卡想起约翰曾经说过，来上校外文学课是为了学习语言，便疑惑他此刻是不是遇到了语言组织或表达上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快乐的，”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是说，情况是我们对彼此异常熟悉，你知道的。但这也是我们兄弟俩唯一了解的一件事。也因为——我们俩总是在一起，所以，我们接触不到其他的人事物。我们没有——没有各自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我们喜欢那些朋友。这是因为一种相似性，朋友们和我们都是同一类人，但是我们两兄弟需要……或者说我需要……真的需要……我自己的人生，可以那么说。”他用鼻子发出一阵自嘲的痛苦的笑声，“比如说，一个属于我的女孩，还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想法，尽管我有时候会想，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想法，如果你明明就和别人抱持同样的想法，你也不必伪装成特立独行，不然就太傻了。我们兄弟俩都很热衷地参加反核游行——就是在奥尔德玛斯顿村 [2] 的那些游行。我们和父母亲一起游行，参加的还有从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赶来的贵格会教徒们。我们投入的是比我们的人生更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很有意义。”他思忖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恐惧也是件好事。”

“恐惧？”

“你在那里一直游行着，你走啊，唱啊，和旁边的人勾挽起胳膊，体现出人类的团结，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是心怀恐惧的。你会担忧有些傻瓜不知会对这个世界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来，担忧一些你根本无法去想象的事情，但是你必须戒慎，必须去努力想象那些令你恐惧的事情，时时刻刻都要心怀恐惧。你知道吗？游行是你唯一能做的，不过你脑中时不时地会涌入一种认知：自己所参加的游行，最终可能无法成事，没有实效。”

弗雷德丽卡的确考虑过核弹对人类的影响。但她的思虑不是来自自保的麻木不仁，就是来自一种人类应该守护住唯一一块栖身之地的残缺信仰。她审视核弹威力时，甚至带有个人主义的愚智和盲勇，她每次只要一想到入迷，就会赶紧抽离。她对人类的群体情感是作呕的，即使她情绪中偶尔流露出共性情感这种倾向，她对此相当不以为然，极不认同也从不欣赏自己这一点。她绝对没有任何耗费个人时间参加示威游行的念头，她对示威游行的作用也持怀疑态度。她不认为自己想被牵涉进公民运动中去，但好像也并不介意去讨论抗争、抗议这些事。她迟疑着，阻止了自己对约翰·奥托卡尔的探问，只在餐桌一端，用眼神穿刺着他的外在。约翰·奥托卡尔眉头紧锁，当他感觉到她的眼神时，他抬起头来，投以微笑。他的笑容里充满柔光和明亮的暖意。弗雷德丽卡一阵目眩和悸动，她也欢笑以对，是特别爽朗的欢笑。

她想问他的不过是他是否在某一时间，以某个方式，设法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女孩，但她没胆量问。

夜间，他们的做爱像是兴致勃勃的发明创造，也像是费尽心机的合力绸缪，但少了最初的那种惊吓感，比如昨天晚上。他很快掌握到什么是弗雷德丽卡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他唤醒着弗雷德丽卡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欢唱，他显然对自己的技艺感到满意，她低吟着，沉浸在欢悦中，一遍又一遍的欢悦，一遍又一遍的欢悦。他们同睡同醒，转身面对着彼此，轻抚着对方的手和脸。弗雷德丽卡苏醒在一阵懒洋洋的活力中，她呼吸着他的呼吸，这种亲密令她和颜悦色，通体舒畅。他在她耳边呢喃着“特什”“特然”“阿兹唛”等不具实意的音节。一次又一次地，擦过她的耳畔，那陌生、低沉的欢呼，最终是平和的收尾。他入睡很快，睡得很沉。弗雷德丽卡支起身体，凝望着他沐浴在月光下的脸庞，一张变得熟悉却依然有距离感的脸，静谧、空白、洁白、美丽。像雕塑一般，与她的脸有些神似。“这就是我想要的吗？”她脑中有一个固执的、回旋的声音。弗雷德丽卡再次躺下，她伸长自己纤细的身体，去与他的身体相比相触，肤贴着肤，骨碰着骨，让两人身上残存的欢悦的余温得以续延。

他们早上在旅馆那间桃红色的餐厅里吃早餐，坐的位置刚好能看见窗外的旷野。餐厅里有其他食客，一个家庭，一对夫妇，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那个男人正在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向餐厅要了几块三明治，就往旷野那边散步去了。他们信步闲游，形影相随。这步履的欢快节奏，这肌肤的真实温度，都让弗雷德丽卡头脑中诗意躁动。在她急切渴望着被触碰的年轻岁月里，有几首诗曾打动了她，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爱，我真的在爱吗？

我走在另一个人思维的光亮里

就像存在于一种荣光之中

我曾经住在天昏地暗里

像维纳斯的小教堂

深夜中伫立在黑暗中

黑暗中却又有神圣之物

轻柔稀薄，不委身于寻常之处

连皎洁的月光都为之迷茫

无意识地慰藉了人心

尔后，爱情降临

如一颗被践踏过的星星

用余力散尽残焰……

她想把这首诗复诵给约翰·奥托卡尔听，但她却不敢。当她还是少女时，她曾对着镜子默念这首诗，像用咒语召唤一张并不存在的脸。尽管此刻她眼中全是约翰的脸——或多或少地在日光下闪着光，让她的少女情怀又上心头，只是，这首诗仍然是她的秘密，是成年弗雷德丽卡的秘密，只能被藏匿。“我一直在找你。”弗雷德丽卡想对他说，但最终，她说出口的是：“你找到她了吗，那个属于你的女孩？”

“哪个女孩？”

“没什么。”

“哦，那个属于我的女孩。嗯，是的，我找到了她。她是一个法国女孩，事情很复杂。”他说，“甚至可以说糟透了。”

其后是一段冗长的沉默。弗雷德丽卡对他说了抱歉。约翰·奥托卡尔说：“我不想，不想毁了我们正享有的一切，不想因提起往事扫了你的兴。毕竟都已过去，那不是多好的一个故事，滑稽而不堪。”

他接着说：“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看到玛丽-玛德莱娜时，我觉得她真美。她也住在我们寄住的人家。她是一所学校的导读员，她郁郁寡欢，不得其所。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对她的感受——我是说任何人。我一直把她放在心里，我思考怎样才能跟她说得上话。最后，在她有一天下班后，我跟她说话了——是在她工作的学校附近，不是在我们住的地方——我就直接说：‘我想认识你，想跟你说说话。’她说：‘你是双胞胎中哪一个？’我永远记得，那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原来，她也无法分辨我们。所以我告诉她‘我是约翰’，接着又约她去看电影。我想电影院里又阴暗又隐秘，这挺好的。我记得我们那天看的电影是让·谷克多的《美女与野兽》。看了一会儿，我有一个奇妙的感觉——我不是没有过这样的幻想——我幻想我看到我的双胞胎兄弟也走进了电影院，坐到玛丽-玛德莱娜身边的另一个位子上，我们就这样一边一个坐在她左右。当放映厅内灯光亮起，她看到了我们两人。她当然有很优雅的举止礼仪，她跟我们两人一起讨论着这部电影，我们三个同去了咖啡店，继续聊。聊反核运动，聊爵士乐，聊电影。她朝我们两个人微笑。”

约翰·奥托卡尔对弗雷德丽卡说开了：“我们出去过几次，三个人一起。我知道我的双胞胎兄弟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根本不用对我开口。他也知道我的心情：我想要玛丽-玛德莱娜，我想拥有她。我不觉得我的双胞胎兄弟也想占有玛丽-玛德莱娜，因为他只不过想占有我想要的。于是，我跟我的兄弟说：我必须单独跟玛丽-玛德莱娜相处。我告诉他：我们或许应该暂时分开，我们应该有各自独立的一部分人生，我们既然一生为二，就应该是两个个体。我也告诉玛丽-玛德莱娜我想要拥有她。她让我亲了她，还让我做了其他事情。我必须经由那些事情来对她倾诉，她很了解我的感受。但是，我的兄弟却不善罢甘休。”

弗雷德丽卡问：“他做了什么？”

“起先，他一直对我们纠缠不休。他总是知道我和玛丽-玛德莱娜会去哪里，然后他会在那个地方出现，装作巧遇的样子。有一天，玛丽-玛德莱娜对他说：‘我和约翰想独自相处，你应该去找一个属于你的女孩。’她态度很温和，但他却恨恨地惩罚了她。”

“怎样惩罚的？”

“他伪装成我，玛丽-玛德莱娜毕竟无法分清我们兄弟俩。他换上我的衣服，约玛丽-玛德莱娜出去，还与她发生性关系，然后再嘲笑她，笑她蠢到辨识能力低，笑她自食恶果。她在羞愤之下回到法国，她告知我，她实在无法承受这一切，她深受欺辱，也万般恐惧……”

约翰·奥托卡尔对弗雷德丽卡说：“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

弗雷德丽卡说：“我想要知道。”

弗雷德丽卡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她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多么戏剧化的一个故事!她和约翰·奥托卡尔并肩走在羊肠小径上，她说：“你说过，当你来到我身边时，你带着你和自己的往昔。”

“那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往昔，是好几个人交错着的往昔。”

“你做了什么呢，当她离开之后，当玛丽-玛德莱娜离开之后？”

弗雷德丽卡的视觉中有了玛丽-玛德莱娜的形象，是一个毛发一缕一缕地卷曲着，又瘦又黑的法国女孩，眼神颓靡，嘴型小，像一个红色的小圆点，这更让她显得充满了隐秘感。当然，这仅仅是弗雷德丽卡的想象，真正的玛丽-玛德莱娜或许跟她想象中的样子毫无相似。

“我火冒三丈，我告诉我的分身：‘我和你别无选择，必须分离!’我还说：‘我要像别的独立个体一样，像其他独立自然人一样，去找一份普通工作，过一份平淡的生活，我要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他受不了，他……他恳求我，他向我道歉。我连夜收拾行李，他竟然在我收拾行李时钻进我的房间。我说：‘很显然你知道我会搭哪一列火车离开，但我不想让你也上车，你不能跟我一起来。’他说他会去把玛丽-玛德莱娜找回来。我说玛丽-玛德莱娜不是整件事情的重点。我夺门而出，拦下一辆计程车，飞奔到火车站，在火车站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来到了火车站，找到了我，要和我一起登上火车，他使尽力气，完全控制住了我。我站在大街上，朝他不断怒吼。我……我揍了他，就揍了他一拳。他瘫坐在人行道上，我飞快地离开了。”

约翰·奥托卡尔的叙述诡异中带着一种痛感。

他们头顶的云朵在蓝天里奔涌竞逐，这一天的风很大，好像能把刚才对话里的句、词、字都吹到石楠花的花蕊上——弗雷德丽卡想象着这幅画面。她仿似看到约翰·奥托卡尔，因为悲伤和懑郁，身体僵直地关上了计程车的车门。她也仿似看到呆坐在人行道上的那个男子的落魄相貌，他被迫吐出一口极幽怨的气息。她看到那个地上坐着的男人背后还有一个人，是空间中一个没有实体的形象，她觉得那个形象就叫作：他。

“后来呢？”

“后来我接到玛丽-玛德莱娜从法国卡昂打来的一通电话。她几乎绝望了，因为他也追到了卡昂去找她，他坐在她家的门阶上，苦苦哀求她回到我身边，像个丑角一样演戏，对她弹起吉他，吹起小号，试图平息她的怒火——在那么有限的时间里，他竟然具有了音乐能力。”

约翰·奥托卡尔兀自说了下去：“我去卡昂把他带了回来，他整个人已经处于一种崩溃状态。不仅是他，还有玛丽-玛德莱娜，她说她永远都不想再见到我们其中任何一个……此刻，他在接受心理辅导。我，我也试过心理辅导，但我不喜欢那种被辅导的方式，所以我就停止和他一样接受辅导了。他——现在无法脱离他的心理辅导师。他好像是住在一个互助公社里——我是这么推断的，但他之前还在医院里治疗过一段时间。我则找到了工作，住进了现在住的公寓。”

约翰·奥托卡尔有点语无伦次，也口吃起来：“如果……你和我……继续交往下去……你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吧。”

“你讲得很有趣。”

“我不会用‘有趣’这个词来形容我的经历。”约翰·奥托卡尔说。

弗雷德丽卡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但一直以来，她并不是一个那种有着丰富到不寻常的想象力的女人。直到那夜她和约翰·奥托卡尔同床而眠后，她对约翰·奥托卡尔的想象力才开始启动，运作起来，她想象的是约翰·奥托卡尔那个不在此处的分身，那个双胞胎兄弟。一边细嗅着约翰·奥托卡尔头发的气味——他胸前晶莹的汗珠，他跟她做爱时浑身散发的气息，弗雷德丽卡一边好奇着：跟简直与约翰·奥托卡尔别无二致的另一个人做爱是什么感觉？那个让人辨不出真伪的人，那个与他同卵双生的生命体……她用大拇指和中指张开时的距离，度量着约翰·奥托卡尔肩胛骨的长度；她端详着他耳朵里的螺纹和螺旋，用舌尖舔着、探着他的耳道。真的有与他那么相同的另一个人吗？有一个用错觉和羞辱狠毒地惩罚了玛丽-玛德莱娜的人？爱的精髓本就是恋人有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品质——越独特越好，弗雷德丽卡想，是父亲的教诲和知识刻印于她的心中——独特，是一个无法被质化、描述的形容词。弗雷德丽卡试着去想象另一个弗雷德丽卡，她满腹恐慌地放弃了这离谱的幻想。

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驾车翻越旷野前往落谷瀑布，想去那里看看，他们把车停在斯莱茨，徒步越过了厄古邦比、伊本戴尔、小贝克。地图上的地名全都是古地名，听起来洋溢着亘古的生命力：汉普赛克、索斯哥雷夫、福尔赛克、奥德玛丽贝克、海布莱德斯通。在一处林地边缘，他们看到红色、蓝色和金色的小光斑——两个人从绿篱那边缓慢地走过，他们因为篱笆的阻隔，在穿行时不得不停顿、俯身，红色、蓝色和金色，那些分别是他们的保温瓶、塑料箱和帆布包的颜色。当两对人擦身而过时，弗雷德丽卡被对面这两个人认出来了，原来他们是杰奎琳·温沃和遗传学者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博士，弗雷德丽卡，和约翰正处于一种柔韧、微妙却也有一丝脆弱的关系中，她关心着约翰的感受，不想停下脚步跟杰奎琳·温沃、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话，她只想和这两个此刻无足轻重的人轻轻地致意，各自前行。卢克·吕斯高-皮科克似乎领会到了弗雷德丽卡的用意，他低下头，继续注视着微湿的草地和灌木植株的根部，但杰奎琳则停了下来，亲热地和弗雷德丽卡打招呼，还问弗雷德丽卡是不是要到弗莱亚格斯村。杰奎琳从红色的保温瓶倒出了咖啡，约翰·奥托卡尔欣然接受，他们坐在巨大的绵延的岩石上，每个人手里各端着一个颜色鲜亮而不同的彩色塑料杯。从他们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菲林戴尔荒原上的弹道导弹预警系统，三个纯白的庞大球体列成一排，在天际之下格外显眼，以澄澈的湛蓝色天空和浮动的棉絮般流云为背景，三个球体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天上的云缓慢地改变着形状，一会儿是成群的羊，一会儿是堆积的棉花，一会儿是八足类动物，一会儿是羽毛床，一会儿是敞篷双轮马车。

杰奎琳又问了一遍弗雷德丽卡是否正在去往弗莱亚格斯村的途中，弗雷德丽卡说目前还不能确定，说自己只是凭一时冲动，放了几天假。杰奎琳明亮的棕色眼睛正打量着约翰·奥托卡尔，可能在猜测他的身份。杰奎琳跟弗雷德丽卡说：“马库斯要是能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杰奎琳的语气中有一份对马库斯的独特亲密感，还有一种轻微到不易察觉的对已经“拥有”了马库斯的展示。弗雷德丽卡又开始好奇了，她在别的情形下也不止一次地好奇过：杰奎琳和马库斯这两个年轻人，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如果你去弗莱亚格斯村，”杰奎琳又插了一句，“丹尼尔见到你也会高兴。”弗雷德丽卡说自己并不知道丹尼尔此刻也在弗莱亚格斯村。“我没有理由会知道。”弗雷德丽卡补充道。“是啊，所以阿加莎也会很惊喜!”杰奎琳说，阿加莎也会带着莎斯基亚来看丹尼尔的一双儿女：威尔和玛丽。杰奎琳总结道：“我们都很期待阿加莎的来访。”弗雷德丽卡应了一声：“哦。”再无任何可说的。杰奎琳脸上挂着笑，说：“我们都想见见阿加莎。”

约翰·奥托卡尔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三个球体。“它们好像是存在于异度空间的东西，好像带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真实性。它们的规模与荒原不太相称，像是按照另一个世界里物体的比例来设计的，既丰美又带着满满的恶意。它们的美感和简约，让人很容易忘记这竟然是人类双手的杰作，所以要说它们的设置，破坏了这片自然地貌中的天然风情，也不是很合理，它们并非是格格不入的。总之，这三个球体硕大却不突兀。”

“它们却是不折不扣的人类伟力的丰碑。”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赞赏道，“它们正悉心聆听着《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声息。我们发明出可以摧毁世界的引擎，然后再制造出这些庞大的非人类的半球形物体，来监测和探听朝人类逼近的厄运。”他笑了，笑得极其干硬，“我不认为这些球体是多么高强的防御装置，当然，它们看上去强大，看上去高雅。”

没有人说得清这套早期预警系统的雷达天线罩在“大灾难”降临时，会发出多久的警报——是四分钟，六分钟，还是十二分钟？“准备好领受你们的厄运吧!”弗雷德丽卡戏谑说，“我们会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也不尽然，”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反驳了弗雷德丽卡的说法，“死亡会乘风而降，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地渗入空气中，潜入草叶间，流入牛奶中，藏入我们的牙齿和骨骼中。它并不需要从西伯利亚飞过欧罗巴的北海直冲我们而来，但是肯定会在我们的区域内造成危害。不久前坎伯兰郡就发生过一起导弹试射事故，事情最终被掩盖，没有新闻传出去。锶这种元素会进入暴露于爆炸云下的儿童的骨骼中。我已经测量过了——我使用蜗牛的壳来测量。”他向约翰和弗雷德丽卡展示了一整盒蜗牛空壳。他说：“在一些特定的蜗牛种群中，某一范围值内的锶元素可以在蜗牛壳中被检验出来。”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他有一个朋友研究的是较大型的蜗牛——莫雷阿卵胎生树蜗牛，发现于法属波利尼亚的莫雷阿火山岛——那是法国试爆炸弹的地方。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他朋友用不同范围值的锶元素来检测蜗牛的生长速度，当试验被法国人发现后，他的那位朋友被驱逐出了莫雷阿火山岛。“我也在兰开夏郡的蜗牛身上发现了锶元素的富集，”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你拿一只空的蜗牛壳，向壳里注入透明的胶状物，再用锐利的金刚石圆锯将蜗牛壳垂直切割，你就会看到一个美丽的螺旋，一个符合斐波那契螺线规则的螺旋——根据那个螺旋，你可以通过测量矿物的方法来纪年。”

约翰·奥托卡尔向卢克·吕斯高-皮科克问起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自己研究的主要是种群遗传学，他告诉他们：例如陆生大蜗牛(后来叫花园葱蜗牛)、哈雷克斯(或雷默瑞丽蜗牛)，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研究过，它们的壳被用以记录特定纹路的主导性或稀缺性——纹路的变化种类、纹路的数量和疏密、纹路的缺失、纹路的花纹，等等。“如果我们能认真观察它们，我们就会发现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正在眼前发生。”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接着说，“不同的蜗牛种群有着不同的栖息地——绿篱、路边，以及多种多样的木质，包括山毛榉、栎树和混生树种——我们观测蜗牛的变化，实际上是观测环境的变化。蜗牛有的是粉色的，有的是黄色的，壳上无纹的蜗牛多栖居于山毛榉木上，而壳上有纹路的蜗牛则多在灌木篱墙上栖居，它们可以在重重伪装的掩护下，躲过画眉鸟的攻击。我和杰奎琳会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一块画眉鸟常用的砧石，我们可以在那块平板的砧石上收集破碎的蜗牛壳——你看——就是这一盒子的蜗牛壳。我们清点蜗牛壳的数量，仔细审视蜗牛壳纹路上的变化。”

不远处的路边，的确有一块颇大又平整的石块，石块周遭尽是蜗牛壳碎片，有的蜗牛壳几乎被敲碎，露出壳内的柱状螺旋结构，发出透着寒意的光，有的则四分五裂，像是打烂了的蛋。

杰奎琳说：“但是最近画眉鸟消失了，有的砧石已经被遗弃了。我们估计，作为食物链一环的画眉鸟惨死于杀虫剂，因为它们吃下的全都是被硝苯硫磷酯、狄氏剂、七氯毒死的表皮更加油亮的虫子，即使那些画眉鸟没死，造成的结果也是它们无法生养孵育下一代，或者生出丑陋的幼体，因为药剂中的毒素造成脱氧核糖核酸的损伤，改变了基因，这和辐射的后果是一样的——幸好，我们在这里发现的画眉鸟还健康地生活着，欢快地唱着，兴致勃勃地在砧石上啄着蜗牛壳——不过，在其他很多地方，画眉鸟都不见了。我们希望从画眉鸟留下来的这些蜗牛壳上，获知蜗牛这个种群的演变。”

弗雷德丽卡瑟瑟发抖，这段对话中，有一段令她感到毛骨悚然，那就是——人类亲手制造的死亡悄悄降落到空气、水和其他物质上，这种死亡能穿透树叶、皮毛、血肉、骨头和甲壳，这种死亡就存在于荒野的气息中，就存在于这监视着、监听着、耸立着的三个大球体所组成的无声画面中。约翰·奥托卡尔和杰奎琳·温沃聊到他们时下青年一代的恐慌和担忧，还聊到对上一代人的迁怒，约翰·奥托卡尔和杰奎琳·温沃都还年轻，所以对青年人的心情能感同身受。

弗雷德丽卡拨弄翻转着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收集来的蜗牛壳。她赏看着这些迷人的盘卷和螺旋，想象着一个个生命体蜷缩着寄居在螺旋状的屋宇中，那些生命体长着触角、黏滑、反光、长着七千颗牙齿，如今这些壳的主人已经消失不见。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拾起一只只蜗牛壳，向弗雷德丽卡展示——有的是粉红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壳上只有一道线条，有的纹路复杂。他告诉弗雷德丽卡：“陆生大蜗牛有着白色的嘴唇，很可爱的、象牙白色、隐隐发光的嘴唇。”他的描述带有诗意，“哈雷克斯蜗牛跟陆生大蜗牛则很容易区分，因为哈雷克斯蜗牛的嘴唇是黑玉色的，是一种乌油油的黑色。”从他精挑细选的语言上，弗雷德丽卡看得出他真心喜欢他所研究的这种生物。

“它们把自己的历史全都背负在身上，”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从它们背上驮着的壳，你就可以读取它们的基因构成。”

“所以你是否觉得达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自然选择的规律改变着物种的基因？”弗雷德丽卡问。

“不，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卢克说，“生物的演化很具迷惑性，规律很难说得清。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是确切严谨又无误的，那么经过相同自然选择压力的不同物种，基因上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同质性或同类性——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不同的物种向我们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多态性。不同的形态依然固存，即使严苛的科学理论也指出：这些异态早应该消失殆尽。花园葱蜗牛千百万年前遗留下来的化石揭示出：它们的壳无论是从颜色还是纹路上，都不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少。”

“会不会是物种经历了不同的天择压力……？”

“我想引用培根的理论。”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在物种的多样性上，我觉得引用培根的话再适当不过了，因为我尝试去阅读蜗牛壳上脱氧核糖核酸所留下的遗言时，突然想到了培根曾经说过的话——‘所有人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寻常的疑惑：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张脸中间，竟没有相似的两张脸。’我则恰恰相反，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相似的脸？如此一来，我们即可考虑：到底二十六个字母在人们漫不经心或不予研学的情况下，被拼组成了多少难以计数的词？而且，一个叫法布里克的普通人可以用这些词写下多少接连不断的文句？我们由此可知：丰富和多样的变化，是一种必需。被缩写为dna的脱氧核糖核酸只有三个字母，但是它却能够制造出无穷无尽的生命种类，即使是蜗牛，种类也多如恒河沙数。”

弗雷德丽卡端详着卢克·吕斯高-皮科克那张认真的脸。他唇上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一根根昂然挺立，像是赤黄两色相间的粗壮的短刺，和他一样充满着旺盛生命力。在那红色的柱状、茎状胡须之下，是他看起来柔软又神秘的嘴巴。他的眼眶很深，他的耳朵很尖，他有红狐狸一样的气质。他跟弗雷德丽卡可一点也不相像，尽管他们俩毛发的颜色大略相近——“如果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这四个人，可能会误以为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和我有亲缘关系。”弗雷德丽卡心想，她忍不住朝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报以微笑，卢克·吕斯高-皮科克也朝她微笑，但不是全然对她笑，他脑海中还想着蜗牛和脱氧核糖核酸，他应该是对她、蜗牛和脱氧核糖核酸一起笑吧。弗雷德丽卡别过头，向约翰·奥托卡尔扫视了一眼，极快地将他宽阔的眉毛、闪亮的额头、坚定的脊背，将这个胎生的脊椎动物，将这个她渐已了解和为之感怀的男人，纳入眼底。弗雷德丽卡对卢克说：“有些人的脸的确是相似的，比如约翰就有一个同卵双生的兄弟，但我没见过。”

卢克·吕斯高-皮科克递给她两个蜗牛壳，这两个蜗牛壳都是黄绿色的，也都没有纹路。

“遗传学者最喜欢双胞胎了，”他说，“尤其是喜欢那些有着不同人生境遇的双胞胎。”

“你得亲自向他探知他的故事。”弗雷德丽卡说。

“我会的。”卢克说，他又递给弗雷德丽卡另一个蜗牛壳，这个壳基底的色彩很浅，一条深色的螺旋线从底部旋绕向上，像缠着整个壳身。“这个也送给你。”卢克说。

约翰和弗雷德丽卡当天下午回返他们在戈斯兰德下榻的小旅馆。落日时分，他们穿过戈斯兰德的小村庄往旅馆走时，碰上一队羊群，羊脸是黑的，羊眼是黄色的、不通人性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弗雷德丽卡的记忆里拽了一把，她意识到，自己曾来过这里，坐着大巴，跟着旅行团一起来的，她见过眼前所见——这一番现在看起来挺有趣味，也挺有教育意义的小村景致。和这次相比，以前那次似乎更值得回味，因为她是和一个刻意打扮过的旅伴同行的。眼前踱步而过的羊群和身旁灌木上的丛丛荆棘，把那个人重新带回她脑中，是埃德蒙，在他年轻时很引人注目、充满反叛的躯壳里。埃德蒙的样子又给她带来一种想法，那个想法关乎她的疏离感。很久以来，她就有一种将两种事物区隔开来的能力，比如：性爱与语言、抱负和婚姻。“我在想什么啊？怎么能想到疏离感呢？”她质问自己。她记得自己正在思考拉辛 [3] 的剧作，她记得自己脚步的律动与约翰·奥托卡尔脚步的律动轻松闲适地吻合，或许就是这种相谐的律动，让她将眼前的景观化为对仗的两句诗。其实诗本身与景观毫无关联，而联动性就是这么有趣，这么有力。

那两句诗是这样写的：

那再也不是我隐藏在心中的激情：

那是爱神将自己拴牢在猎物身上 [4] 。

她记得，她记得她欢愉地品味着这两句诗的工整与和谐，两句之间的停顿像刚好处于一个最精准的枢纽上，上下句在语感节奏上被完美地隔离开，稍作停顿后，下一句顺着上一句释出的连贯韵律，又灵动地接续起来。她把这两句诗用法语原文大声地背了出来，约翰·奥托卡尔把手亲昵地放在她臀部上，那是一种爱意的表达。他大声笑着说：“就是这种感觉!”弗雷德丽卡停下了脚步，被性爱的冲动迷惑着，用两手紧紧钳住了他。就这样，他们被羊群观看着，也被在小旅馆那间桃红色的餐厅里阅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男人观看着。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就这样互相环抱着、亲吻着，再慢慢移步进旅馆。他们相偎相依，不能分离。弗雷德丽卡的思绪在黑暗中化为一条流窜翻寻的蛇，在搜索一个最能说明力量和安全两者间关系的词。她记得当姐姐斯蒂芬妮从丹尼尔身上得到那么明显又确实的幸福时，自己作为妹妹的那种惶惶不可终日。她想到了e 福斯特和dh劳伦斯，还有那句“只有联结”，还有那神话般的“一体性”。曾经击中过她的那个词又回来找她了——如此固执地——那个词是“贴合”。“贴合”让事物保持着疏离感。人生不是被比喻、性爱或欲望联结在一起的，而是被一贯带有着古旧知识、运行机制的事物，甚至是意外中发现的事物紧密结合在一起。她把手伸进口袋，触摸着卢克·吕斯高-皮科克送给她的三个蜗牛壳，两个是绿色的，一个是一条螺纹绕满了整个壳身的。这螺纹是后天的“贴合”，还是先天的有机的增长？锶元素的渗透，能在金刚石圆锯对蜗牛壳螺旋体的垂直切割下显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层次——这是坎伯兰郡的一场意外，还是时间在空气中的散落？——“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啊？”弗雷德丽卡困惑不堪。乘着风潜入空气中的死亡，并非有刹那间消灭整个地球、摧毁全部人类的神圣威力，这种“新型”死亡的羸弱和片面，让她惧怕；另一方面，她却因此对死亡产生了一种原始又模糊的预感，简直像是碎片化的、并列式的艺术形式，那些碎片并没有相互交织，也并非有机地螺旋排列成一棵树或一个蜗牛壳，而是像一砖一瓦的建筑，或一层一叠的堆放，恰如邮政大楼的修建。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就坐落于荒原上，从石楠花的花丛和新石器时代的岩石缝中，甚至是在古坟墓碑的缝隙间，都可以看到那三个球体，但这三个球体的美，就深藏于它们与周遭环境的隔阂，以及你一眼将荒原的全部景观尽收眼底时的那种即时性中。

她产生了某种特异的感触，她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因而无法将感触往任何一个方向推搡或深化。“‘贴合’也好，‘疏离’也罢，我又想起了童贞女王和一股脱胎于她孤独感、疏离感的力量，事实上，我感到她的能力、她的智慧其实是脱离于她的孤独感和疏离感独立存在的。”弗雷德丽卡想得出神。

“你在想些什么？”约翰·奥托卡尔问，他握住她的肩膀，把她的脸转来对着自己，“你悄悄从我身边溜走了。你去哪儿了？你在想些什么？”

欲望缠着弗雷德丽卡的脊椎骨慢慢向上绕行，像顺着游乐场的螺旋滑梯慢慢攀爬，她玩过螺旋滑梯，她曾在螺旋滑梯上边滑行，也因害怕和惊喜而大声尖叫。

“我有了想写一本书的主意，书名叫《贴合》。”

他听了以后，只是浅浅微笑，轻轻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在卧室里问：“为什么要叫《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