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2）
1
在我看来，中世纪对罪行的看法是非常个人化的。在但丁笔下，诈骗之罪比杀人之罪更为恶劣。所谓的罪行并不是犯法，而是亵渎了一部分自我，人们会根据你亵渎的那部分自我对你进行惩罚。在但丁简明的地狱结构里，淫欲之罪不如易怒之罪严重，而最严重的是冒犯至高权力。
这在我们看来有些奇怪，因为我们是根据施害者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来衡量罪行的（不是罪孽——唯一的罪孽就是性）。那种无法归类的，没有受害者的罪行，令人想起古人的思维方式。不过，我对那些老观念倒是很感兴趣。我并不是要重拾那些观念——毕竟，由某种外在的权威来告诉你如何使用自己的能力才是正当的，这太离谱了；那些凌驾于人的身体和情感之上的理由，也都荒唐可笑。但是，老观念也有其理智且深刻之处：谋杀、盗窃、殴打等行为既冒犯了施害者，也冒犯了受害者。如果我们能这样想，犯罪行为也就会减少了。我根据电影和电视中的主流观念推断，人们普遍认为，犯罪就是指某人抱着侥幸的态度违反规则；毫无疑问，谁都可能违反规则，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嚣张地以为自己能逃脱惩罚。因此，规则的维护者把这种嚣张气焰打压下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电视里的犯罪就是两股势力之间的较量，这种观点微妙地鼓励了那些大胆的人去挑衅规则。一些著名的规则维护者之所以受人喜爱，是因为尽管他们站在正义的一方，但他们也会破坏规则，会采取非正统的方法。
其实，除了害怕被发现和受到惩罚，那些非法侵入住宅、偷窃和杀人的人还会付出其他代价。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代价，因为我没有体验过犯罪。但我觉得，他对自己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肯定被动摇了，其中肯定掺杂了些许伤痛、些许裂痕和绝望。当然，除了那些犯罪的人，我猜其他人也常有这样的感觉。有时，最可怕的罪行往往却是完全合法的。所以，或许说这些都没有意义，或许想把犯罪这回事说清是不可能的。但是，古人对罪行的理解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尽管还需完善，但难掩其智慧之光：好的人生就是任何一部分自我都没有被扼杀、被离弃，各部分自我之间也不曾相互压迫的人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才拥有成长的空间。但空间也是需要代价的，任何事都需要代价，而且不管我们做何选择，都不会乐于付出代价。
米拉就像当初陷入奴役一样突然获得了自由。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本可以拒绝离婚，也可以爽快答应，不提任何要求。可最终她同意了离婚，并向诺姆要了一大笔钱，说是她十五年来服役的报酬。诺姆很吃惊，他没想到她是如此看待他们的婚姻的，可同时，他也不忘争辩要扣除她吃穿用度的费用。
离婚并没有给她美好的自由，感觉更像是在暴风雪中被赶出了因纽特人的冰屋。天地广阔，但处处冰冷刺骨。
她心灰意冷，坐在桌前一页一页翻看记满她辛劳的纸，同时查看有哪些公司需要会做这些事的员工。她濒临崩溃。有几天，她就像失控的火车，在家里横冲直撞，拼命地擦洗，从地窖到阁楼，再到每个壁橱，她要把这十五年来的污渍都擦干净。可无论怎么擦，依然无法抹去诺姆的痕迹——那两个孩子。一开始，她偶尔会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其他时候，她就不停地哭，悲恸欲绝，第二天去买东西时还得戴上太阳镜。有时候，她会待在浴室里，泡澡，擦浴油，刮腿毛和腋毛，染发，化妆，试各种衣服，最后再换上旧睡袍。
她开始在白天喝酒。有几次，孩子们放学回家，看到她喝醉了，脚步踉跄。有一次，诺姆回来拿他的东西，发现她喝醉了，还严厉地警告她，如果她再这么“颓废下去”，他就把孩子们带走。她蓬头垢面，穿着打理花园时穿的宽松长裤，没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她靠在椅背上，笑了。
“带走吧！”她对他叫道，“你那么想要他们，就带走好了！他们也是你的孩子。长得也像你，跟你一样大男子主义！”
诺姆大惊失色地退了出去，从此再没回来过。每次想起这个场景，米拉都会忍俊不禁。她把这件事讲给玛莎听，讲了一遍又一遍。“哈！‘米拉，我警告你，我要把孩子们带走！’哈！他才不想要他们呢。他们会限制他，让他没法跟他的小淫妇厮混。”
然而，到了晚上，在酒精的作用下，她的心情越发沮丧。一天晚上，玛莎打电话过来。她们已经习惯了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打电话给对方，因为再也不用担心丈夫们会抱怨。玛莎凌晨一点打了一次，一点半打了一次，两点又打了一次，可都没人接。她放心不下，于是穿好衣服，开车去米拉家。米拉的车停在车库里，玛莎不住地按门铃，直到诺米睡眼惺忪地来开门。玛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让诺米回去睡觉，仿佛凌晨三点来访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近来，两个孩子的生活中出现了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混乱，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每天耳闻目睹，却保持缄默。他们神情木然，只管做自己的事。所以，当玛莎在屋里到处找米拉的时候，诺米已经回到床上，并且睡着了。玛莎在浴室地板上找到了米拉。她的手腕割破了。地板上有血，但不是很多。玛莎把她的手臂洗干净，替她绑上了止血带。她手腕上的割痕并不深，只是割破了小静脉，并没有伤到大动脉。可她仍然昏迷不醒。玛莎把地板擦干净，用冷水帮米拉洗了脸，她这才慢慢苏醒。
“你在干什么，喝醉了吗？”
米拉看着她：“我想是吧。”她又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哦，对啊。是我干的，我割腕了，我真的割腕了。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嗯，但你方法不太对。”玛莎说。
米拉站起来：“我想喝一杯。”
于是她们下楼去。
“你把孩子们留在家了？”
玛莎点点头。
米拉看了看表：“没关系吗？”
“老天，莉萨都十四岁了，可以自己在家了。”
“好。”
她们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抽烟。
“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好好关心孩子们，可我没有。”
“嗯，我理解。在那么痛苦的情况下，什么都不重要了。”
“是啊，就连报复诺姆也缓解不了我的痛苦。他可能会愧疚一阵子，但更可能因为我妨碍了他的计划而恼火，怪我把孩子们推给他。而且即便这样，他也总有办法的。他有钱啊。我不能拿他怎样，除非杀了他。我若能打他一顿，心里也会好过些，但我不能。我真想一枪毙了他，可也还是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我想让他哭，想让他和我一样痛苦。”
“我想乔治对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哦，乔治忙着自怨自艾，根本来不及生气。他要是会生气，那才新鲜呢。”
“是啊。听着，米拉，你得找些事做。”
“我知道。”她叹息一声。
“回学校怎么样？”
“好啊。”
“那好，”玛莎站起来，“我明天要去学校，九点还有课。中午我在学生活动中心等你，一起吃午饭。然后，我们一起走动走动，看看能做些什么。”
“好吧。”
于是，就这么定了。不需要再进一步讨论什么。此时，她们都非常清楚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她们的任何行为和情感都无须解释。
2
那年春天，塞尔马到蒙哥马利有人游行；几个长相奇怪的家伙的新歌流行起来，他们给自己取名叫披头士乐队。在米拉那一代人看来，这次游行是值得称颂的。它象征着一代人无法实现的愿望。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似乎有点儿吵吵闹闹的。但两者都没有产生更大的反响。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都很安于现状。
米拉去大学报了名，准备秋季入学，学校还承认她之前的两年学历。割腕的这一插曲令她冷静下来。她已经努力去死，可却没能办到，所以，她决定努力活下去。她经常在花园里劳作，也没怎么管孩子们。他们回来又出去，只让她做饭和洗衣服，也不是很挑剔。有时候，她看着他们，心里会想，自己对他们的爱是何时、又是如何被磨灭了的呢？她还记得她抱他们坐在腿上，对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可是，她越往后想，记忆就越发模糊了。他们如今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三岁了，她还记得最后一次爱抚他们是在旧房子里，至少是在五年前。那天，克拉克被一帮孩子欺负了，他哭着跑回家，身上还带着伤。他哭哭啼啼地跑过来，她把他抱坐在大腿上，搂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不哭了，靠在她的肩头，眼睛红肿，抽噎着，把拇指塞进嘴里——如今他晚上还会这样。突然，诺姆回来了，他大发脾气。
“米拉，你要把那孩子教成娘娘腔吗，还让他坐在你大腿上？天哪，你还让他吸手指！你到底怎么回事？”
米拉抗议着，诺姆咆哮着。克拉克急忙爬下来，哭得更厉害了。然后，他被送回了房间。诺姆摇摇头，为自己倒了杯酒，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女人多么愚蠢和母亲无意识的占有欲。“我不是怪你，米拉，我知道你没有多想。但我告诉你，你得仔细想想。你不能那样惯着儿子。”
是不是从那时候起，当他们触碰她，她想要伸手触摸他们、拥抱他们时，她就会克制自己？她也不记得了。那又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一个对诺姆唯命是从的世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她可以随心所欲。她只在有必要的时候才打扫房间。她可以穿着旧衣服在家里走来走去。每餐饭都很简单、轻松，而且符合孩子们的口味。时间久了，孩子们都平静下来，他们在家待的时间也更久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坐在米拉身边，和她说说话。可是诺米长得太像诺姆了，克拉克的肤色和眼睛也很像诺姆，她看着他们的时候，心里会有些不舒服。他们都是诺姆和她的骨肉。她还记得莉莉是如何推开卡洛斯的手，她极力摆脱他，好像他已是一个大人，正准备袭击她似的。他们聊天时，她发现自己不停地纠正他们的语法错误，提醒他们做作业、帮着干活儿，提醒他们身上脏了该洗澡了。如果他们没有打扫房间，她就会数落他们。这招奏效了。他们不再在家里久待，也不和她坐在一起了。但她并不在乎。
唯一和她有深厚感情的人是玛莎。那年夏天，玛莎过得很糟糕。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玛莎害怕失去自己的房子。“这倒是没什么关系，只是公寓比这房子还要贵。我们去哪儿住呢？我并不怪乔治，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太浑蛋了。我看，这就是他发泄愤怒的方式。他自己也有公寓，每周还要去看两次心理医生，那可不便宜。我得找份工作。可是，要解决房子的问题，要照顾孩子们，还要去学校，我都不知道哪来的时间。还有大卫，我开始对他失望了。到现在都快九个月了，他还和伊莱恩住在一起。他倒是不时会给我钱，所以我才能撑到现在，可那倒成了他和他老婆住在一起的借口。波士顿的工作没戏了。我觉得他总有找不完的借口。他可真是活在理想世界里啊，两个女人、两个家庭都以他为中心。他妈的，他可真是妻妾成群！”
但她又害怕因为这件事和他吵架。
米拉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回到了学校。她只上两门课，过了这么多年，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捡起来。不过，在地方大学里还有一大群像她一样重回学校的中年妇女，她们发现对方时都很惊奇。她们都怀着同样的恐惧，都有家里的问题要担心。米拉并不是一个人。她的课程感觉挺容易，她下了三倍的功夫去学习，倒不是因为焦虑，只是出于兴趣。再说，她有时间，她有的是时间。
多年以来，她第一次充满渴望地向往起性生活。她默默回忆起玛莎的故事，想象玛莎和大卫在一起的情景，她在想，自己是否能有玛莎那样的感受。可是，她觉得玛莎和大卫是与众不同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他们都讨厌自己的身体。他们一天要洗三次澡。玛莎对自己的生殖器感到恐惧，大卫第一次亲吻它时，她还想制止他。他喜欢她的阴道，坚持要为她口交，等到放松下来后，她也喜欢上了那种感觉。可一开始总有一阵厌恶感。她也喜欢他的阴茎，几乎是崇拜它，而他一开始也觉得这很荒谬，很恶心。她喜欢口交多于其他性交方式，于是大卫也学会了好好躺着享受。当他们性交的时候，他的阴茎用力地插入，让她几乎晕厥过去；看到她意乱情迷的样子，感觉到她的潮湿，他就能达到高潮。他们都从对方身上找到了欲仙欲死的感觉。或者说，几乎是为了对方而经历那种感觉。不在床上的时候，他们也好像住在对方身上一般，想要成为对方，去体验对方体验过的生活。米拉想，这就是“超越”吧，好像你能超出自己的本体去生活一样。可这又过于激烈了。她一直琢磨着“过于”这个词。你该如何保持感情持久如此呢？
十月末，有天夜里，已经很晚了，米拉的电话响起来。电话那头，一个微弱而遥远的声音在叫她的名字。是玛莎。听不清她是在说话，还是在哭。她的声音很微弱，只是隐约听见声“米拉”，然后就听不清了。然后她又叫了一声“米拉”，就又不说话了。在一片沉寂中，只听到压抑的叹息、抽泣，或是占线的声音。
“玛莎？你没事吧？”
电话里的声音变大了一些：“米拉！”
“要帮忙吗？”
“啊，天哪，米拉！”
“我马上过来。”
她穿上衣服，走进十月的寒夜里。今晚的月亮很早就变成了橙色，此时正在淡去。星星在头顶闪耀，它们像是在为那些年轻的情侣装点天空。或者说，只是在恋人们眼中如此，米拉苦涩地想。她知道玛莎的问题来自大卫。
玛莎家的大门没锁，她直接走了进去。玛莎正坐在浴缸边，趴在马桶上。她手里拿着一个瓶子。米拉走进来，她抬起头。她的脸是浮肿的，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她的一个鼻孔又红又肿，血流如注。她穿着睡衣，肩膀露在外面，也是又青又紫。
米拉惊叫一声：“天哪！”
“别给他打电话，他站在他们一边。”玛莎说着，突然控制不住，把脸埋在掌心，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起来。
米拉任由她哭。她轻轻地拿走她手中的瓶子，看了看，是催吐剂。妈妈们都知道它，这是用来让宝宝呕吐的，当你怀疑你的孩子误食了祖母的安眠药时，就会用上它。
“你做了什么？”
玛莎在抽泣，说不出话来。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然后大呕一阵，吐出一堆夹杂着软绵绵的碎末的液体。米拉等她吐完，用冰凉的湿布给她擦了擦脸。玛莎不让米拉打扫厕所。“我知道那是什么样子。我已经为孩子们擦过无数次了。”
“我也是，我已经习惯了。”
“你才没有习惯呢！”玛莎坚持说，然后，她跪下来，把马桶刷干净。打扫完之后，她站起来：“好了，我感觉好些了。”
“你做了什么？”
“吞了一瓶安眠药。”
“多久以前？”
“在我服催吐剂的十分钟前。”玛莎说着，笑了。
“我要洗个澡，然后让这地方通通气。”她说。
“我得说，你是个特别合作的自杀者，”米拉笑着说，“介意我喝一杯吗？”
“喝吧，给我也倒一杯。”
玛莎去洗澡了。米拉坐在玛莎的卧室里，一边喝酒，一边抽烟。自己吐的东西还得自己打扫干净，自己用过的厕所还得自己冲洗。可不是吗？除非你是个孩子。你不能让孩子们去做这些。不过又凭什么不能呢？玛莎的卧室朴素而雅致。里面布置得很简单，也没有多少东西，但墙上挂着装裱考究的、精致的版画。还有垂挂着的、花纹精致的落地窗帷幔。屋子里非常舒适、非常美好。平衡，平衡。生活中是需要平衡的。
玛莎进来时脸色很难看。她那精巧的脸上有了深深的、忧愁的纹路，嘴角也生出了苦涩的皱纹，眉头紧锁着，眼睛浮肿。她在床尾坐下来，接过米拉递给她的酒。米拉看着她，等待着。她啜了口酒，抬起头来。
“嗯，就是那么回事。”
米拉倾听着。
“大卫今晚过来吃饭，”她说，然后深吸一口气，开始揭开那疼痛刚刚有所缓解的伤口，“我们打算小小地庆祝一下。他的论文被收录进了《比较文学期刊》，他很高兴。我也为他高兴。你知道的，我最近很少做饭，工作以来就没什么时间了。可是今天下午，我跑东跑西，专门去买了做菲力牛排的里脊肉和新鲜的芦笋。我昨天特意炖了只鸡，我的孩子不喜欢吃炖鸡肉，这是用来做意式烩饭的。我还买了一小罐鱼子酱，真的算很挥霍了，还煮了鸡蛋。我还买了新鲜的草莓，草莓已经快过季了，贵得吓人，还买了红酒。依我说，这可真是一顿大餐。我很开心，一切都感觉很美好。能为他做这一切，我真的很快乐，我愿意永远为他做这样的事。他坐在那儿，看起来那么帅气。他风趣地描述同事听到他的文章被发表时的反应。他们系的人忌妒心强，老喜欢背后说闲话。他很风趣，但真的理解他们。你知道吗？他和大多数男人不一样，他听到别人说坏话，还会考虑他们的感受，所以，他很有趣。”
她又抿了一口酒，然后弯下腰去擦鼻子。她吸吸鼻子，血和鼻涕一起淌出来。她擤干净鼻子，站起来，可还是不太通气。
“他带了干邑白兰地过来，我们坐下来，用高脚杯一起喝酒。莉萨在她的房间里做家庭作业，杰夫已经睡着了，我们坐在客厅沙发上，离得不太近，因为我想望着他。沙发前的茶几上还放着喝了一半的咖啡，我们都有点儿醉了……”
她开始哭起来。米拉等待着。
她又重新抬起头来：“后来莉萨也睡了。我靠在沙发扶手上，看着他，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我感觉很温暖、撩人又惬意，就那么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突然，他转过身，一脸严肃地跟我说：‘玛莎，我有话和你说。’”
她一边说一边哭，说几个字就要喘几口气。
“我还沉浸在美妙的氛围里，并没有注意他的语气，于是伸出手，说了句‘亲爱的，你说吧’之类的蠢话。他拉着我的手说：‘玛莎，伊莱恩怀孕了。’”
“他双手捧着头，我站起来大叫：‘什么？！’他把脸埋在掌心里，不住地摇晃着，我才发现他在哭。我挪过去抱住他，搂着他的背，摸着他的头，抚慰他。他开口了，他说那是个意外，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还说，她想套住他，因为她知道他想离婚。我也哭了。我摇着他说：‘好了，我理解，亲爱的，没关系，会好的。’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可我的大脑一直嗡嗡地响，火气越来越大。等他不哭了，我一把推开他，坐下来朝他大吼大叫。意外？他们什么时候又睡到一起了？若不是这样，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外？好吧，是骗我的，我也一直知道那是骗我的。可是，她知道我的事，也知道他想离婚，他怎么能相信她会避孕呢？他怎么就一点儿都没防备呢？当时我想起来，他说过想要一个儿子。他爱他的女儿，可是……”玛莎苦涩地笑了，“看着他的脸色，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的真正想法。他从没想过和伊莱恩离婚。我为他毁了自己的生活，但他却从没想过要破坏他自己的生活。我看着他，真想杀了他。我怒吼着向他扑过去，踢他，抓他，破口大骂。他只是一味地躲避。我的样子一定很狼狈，但他也没好到哪儿去。我把他赶了出去。那个狗娘养的浑蛋、杂种、王八蛋！”她又失控了，愤怒而痛苦地叫喊着，抽泣着。孩子们的卧室房门紧闭。玛莎哭了半个小时。“啊，天哪，我不想活了，”她最后叹息一声，“太难受了。”
3
读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所有人常常说起一个词：他们 。而我们所指的就是——男人。我们都曾毁在他们手里，但还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有朋友，我们的朋友也曾毁在他们手里。而我们的朋友又有她们的朋友……但还不只是和丈夫的相处问题。我们听说了莉莉的朋友埃莉的事。她的丈夫布鲁诺是个非常残暴的人。后来，她和他离婚了，可是离婚后，他还会半夜闯进家里打她，她却无法阻止他。真的，就连警察也帮不上忙，因为屋主还是他。她的律师也无能为力。也许律师是有办法的，但布鲁诺威胁过他，他可能害怕了。所以，没有人能帮她。她不想去警察局投诉布鲁诺，她不想让他丢了工作，她尤其不想让他坐牢。可最后，她却不得不那样做。他确实丢了工作，但没有坐牢。只是他再也不会给她钱了。的确，她赢了。可是赢得了什么呢？“靠福利救济的母亲”这样一个身份而已。
还有桃瑞丝的故事。罗杰想离婚，她很生气，于是狠狠地敲了他一笔。她要他每年给她和孩子们一万五千美元，毕竟他年薪有三万五。当初结婚后，她就辍学了，并支持他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她同意把鸡蛋放进他的篮子里，因为这是他想要的，可之后他却打翻了这个篮子。你没法责怪她。她今年三十五岁，已经很多年没出来工作了。她以前做过打字员。她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工龄。但罗杰对法官的判决很不满，于是跑到国外去了，她联系不上他。他每个月会给孩子们寄一百美元，可是有三个孩子啊。她毫无办法。
还有敢在离婚后找情人的蒂娜。菲尔也有一个情人，但那是不同的，孩子们又没有跟着他。他说，只要她还和那个男人混在一起，他就不会给她钱。如果她告他，他就把孩子们带走。他用威胁的口吻说：“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名法官都不会把孩子判给一个留宿男人的母亲。婊子就是婊子，你可别忘了。”仿佛他自己就是全知全能的法官一般。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但蒂娜太害怕了，根本没去细想。她说：“菲尔，他是个很好的人。孩子们也喜欢他，他对孩子们的关心比你多多了。”这根本不管用。如果他们之间的问题是她以为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还可能有用，但他却把它当成权力的争夺，并对她嗤之以鼻。结果，蒂娜没有告他，他也就没有给钱。所以，她也靠福利救济。如果你想知道那些靠福利救济的母亲都在哪里，问问你身边那些离了婚的女性朋友吧。靠救济金生活，听起来很容易。可是，它除了带给你耻辱和愤恨，并不能让你过上很好的生活。对女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当她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时，又会欣慰地笑了。
我们所有人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不断有人说起，好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离婚似的。一段时间后，你就不再问是谁的错；再过一段时间，你甚至不会问为什么。我们都曾无缘无故地结婚，而现在，我们又都无缘无故地离了婚。后来，这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我们并不觉得世界因此崩溃了。结婚久了，你就知道婚姻是多么脆弱。我们都曾听过新闻评论员们虚情假意地感叹离婚率太高。困扰我们的并不是结婚与否，而是我们都太可怜了，被人侵犯隐私（就连诺姆有时也会查看米拉的邮件——他说他有这个权利，因为房子是他的），被人殴打，受尽各种委屈。可是，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立法机关，没有一个人站在我们这一边。有时候，甚至连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成群，不安地聚在一起，痛苦地埋怨着。就连我们的心理医生都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骂他们 骂到吐，也不过是把导致消化不良的东西吐出来而已。而恶疾本身仍会长期地、慢慢地折磨我们。我们明知法律是为他们 而定，社会是为他们 而建，一切都因他们 而存在。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只是隐约觉得美国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可我们只能爬进自己的洞穴，努力生存下去。
4
经过一番周折，乔治和玛莎又复合了。他们复合主要是因为钱，而且乔治真的没法一个人生活，所以，幸亏玛莎遇上了麻烦。不过，乔治真是一个不错的人。即便生气的时候，他也不会旧事重提。其实他也用不着这么做，和大卫的那段感情彻底毁了玛莎，她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她了。
圣诞节过后是复活节，然后夏天到了。诺姆坚持要离婚，米拉拖着不离。她计算着结婚这些年来，她兼任管家、保姆、洗衣工、司机，以及妓女（现在她就是这么觉得的，那一直是最令她痛苦的角色），所应得的报酬是多少，然后把账单交给了诺姆。
“钱全都是你的。你以前说过，你就算住旅馆也可以过得很好。你就当十五年来你一直住在旅馆里，所享受的这些服务都是付费的，这就是你应付的报酬。”
诺姆气坏了，他的律师也气坏了，就连米拉的律师也觉得她疯了。他们拿着她的账单讨价还价，最后终于算是谈妥了。米拉和她的律师知道，尽管诺姆的收入很高，可是法官不会答应她的要求。她得到了房子的居住权（因为有房贷和共同所有权——如果她搬出去，可以得到房价折现的一半）、汽车（已付款，一九六四年产的雪佛兰）、每年六千美元的赡养费，还有每年九千美元给孩子们的抚养费（直到他们满二十一岁）。米拉算了算，算上房子、家具和她的衣服，他们结婚十五年间她每年得到两千美元，而离婚后，每年能得到六千美元。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协议，但如今，米拉已经像块椒盐饼干般脆弱。“我看这也不算是苦役了吧。除了吃住，我还得到了其他报酬。”
米拉在学校的成绩很好，而且她也喜欢回到学术工作中去。玛莎活下来了，萨曼莎活下来了，莉莉也勉强活下来了。孩子们在长大，日子在继续。米拉的表现很好，甚至很出色。老师们建议她继续攻读博士。米拉听了《埃莉诺·里格比》 [1] ，她觉得，流行音乐也发生了变化。莉莉又发病了。玛莎取得了学士学位，进入了法学院，她没有精神错乱。米拉写了申请，还让老师写了推荐信。马丁·路德·金被杀了。罗伯特·肯尼迪也被杀了。“美莱村大屠杀 [2] ”发生了，尽管当时我们还蒙在鼓里。米拉收到两封信，通知她被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录取了。她坐在那儿看着信，简直不敢相信。诺姆再婚了，他娶了那个被米拉称为“小淫妇”的女人。诺姆打电话来说要买她的那一半房子时，米拉正要将房子卖出去。根据房子在市场上的价值，米拉已经有了一个心理价位，可是诺姆出的价比她的心理价位少了五千美元，他们因此吵了一架。最后，他又加了两千五百美元，她同意了。这样也省得她每天早上把房子打扫干净等待买主了。唉，男人啊，去他的，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发生的事已经够糟了，何苦再去回味一遍呢。我真不该开始讲这些故事，但我不得不这么做。现在，我要将它进行到底。现在才七月二十六日，学校要九月十五日才开学。就像人们常说的，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米拉把所有家具都卖给了诺姆。她在一所很好的私立中学给孩子们报了名。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个早上，米拉把行李装进车里，准备去波士顿。她在屋外站了一会儿，看着空荡荡的家。孩子们和诺姆在一起，明天才回来，到时，诺姆和他的现任妻子就会搬进去。她想，那个女人搬进去时会作何感想，那可曾是她的家，里面的家具全都是她挑选的，而且精心照料了这么多年。她曾把青春奉献给了它们。是啊。她向房子行了个礼。
“再见了，家具们。”她说。可是，家具终究是家具，它们一动不动地静静立着。
5
离开之前，米拉去拜访了两个人。她先去看望了玛莎。玛莎知道她要来，可是，当她到达时，玛莎正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旧家居服，像孕妇似的，头上包了一块头巾，正跪在厨房里刮着地板上的蜡。
“我一边干咱们一边聊，你不介意吧，我最近忙死了。”玛莎说。
米拉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下来。她抿了一口玛莎递给她的杜松子酒，和玛莎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这是玛莎上法学院的第一年。她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她喜欢国际法，可是女人是不可能学这个专业的。她还讲了一些学院内部的八卦。玛莎长胖了许多。那么多肉堆在她娇小的身体上，看上去有点儿奇怪。那些天，玛莎很少和米拉对视。她总是对着墙、地板和刀叉说话，绝口不提大卫。乔治很不高兴。在他们分开的日子里，他已经有了一定独立性，如今觉得玛莎管束他，有了离婚的想法。
“很好笑对吧？他和女同事有一腿，可他并不是因为这个想离婚。他想去曼哈顿潇洒。他想尝试以前没尝试过的东西。我简直没法理解，只觉得幼稚得要命。”她笑了。她一点一点地刮着蜡，干得很慢很慢。
“你要是还有多余的油灰刀，我来帮你吧，”米拉说，“按你这个速度，得两周才能干完。”
“没关系，我自己来。我本来就是个完美主义者，就算你帮了我，我也得返工。”
“乔治是认真的吗？”
“你是说离婚吗？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说要在纽约买房子倒是真的。他想念单身汉的快乐生活，”她又笑了，“虽然他在单身时并不觉得快活。”
嚓，嚓，嚓。
“但我就麻烦了。我还要上两年学。我的工作也只是兼职，赚的钱勉强够吃饭。可现在乔治想住漂亮的房子，他已经不喜欢这破地方了。我都没法想象，他哪有那么多钱。几个月前，他工资涨了不少，可他要觉得那点儿工资够买房子，那真是做梦。更何况，我们分开的时候还欠了两千美元的债呢，其中有一千美元是他看心理医生的钱。”
“他现在还去吗？”
“不去了。他现在有我了啊。”玛莎一本正经地笑了笑。
玛莎仍然不看米拉。
她们聊了孩子，聊了未来。玛莎的声音很单调，没有抑扬顿挫。
“你见过他吗？”米拉终于问出来。玛莎停下手中的活儿，把头巾推至额前。
“不经常。法学院在文理学院的对面。有时候，我看到他在一群学生中间，他好像没有看见我。他看起来还是以前那样。我听到过一些传言，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好上了，听说好像是法语专业的。”
她又开始刮地板。她才刮了不到半平方米。
“你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玛莎站了起来：“再来一杯？”她朝柜台走去，背对着米拉，倒了两杯酒，“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她郑重其事地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真的。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过任何感觉。他是个浑蛋，但我爱他。你知道吗？我就像《我的男人比尔》那首歌里的笨蛋。只要他开口，我明天就可以回到他身边。我知道我会的。我也不是不打算让他吃苦头，但我还是会回去的。可是，他不会开口了。”
“你为什么不重新找一个呢？”
玛莎耸了耸肩：“我想找。至少，我以为我想找。可是，我的心思不在这儿了。现在我只想拿到学位，然后出学校。我已经在学校里待了太久了。天哪，我都三十六岁了。”
“我也是啊，可我才刚开始。”
玛莎笑了：“谁说我们没努力过啊。”
“但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好像以前觉得重要的东西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好像再没有什么事情能那样深刻地触动你的心。它也再不会那么痛了。”
“也许是我们老了吧。”
“也许吧。”
米拉离开的时候，玛莎仍然蹲在地上刮着，她已经刮完一平方米的地板了。“祝你好运，”玛莎语气平淡地说，“还有，保持联系。”
保持联系。是什么意思？互送圣诞节贺卡吗？你怎么跟联系不上的人保持联系？在神经传导至皮肤之前，她就已经把它们切断了，这样对于任何接触，她都不会再有感觉。米拉理解玛莎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但这让她感到可怕的孤独。那玛莎又有什么办法呢？继续去感受？就像莉莉那样？
米拉穿过格林伍德精神病院的庭院。院里有许多草坪，周围种着树，遮盖住四米高的铁丝网栅栏。草坪里也有树，还有长椅。院内还有几个花坛。人们在草坪上散步或者坐着休息。他们衣着整洁，看不出来谁是病人，谁是探病者。走到莉莉的宿舍处，米拉向人打听，一名护士微笑着把她带到草坪一角。几个年轻女人正坐在长椅上聊天。看到米拉，莉莉马上站了起来。走到一起之后，两人尴尬地抱了抱。米拉动作有些僵硬，莉莉有些紧张。她们心中五味杂陈。
莉莉瘦得惊人，但她穿得很漂亮，比在家时穿得好多了。她穿着整洁的棕色裤子和米黄色的毛衣，还化了很浓的妆，头发也是刚染过的。她向米拉介绍了另外几个年轻女人。她们也都穿得很漂亮，化着浓妆，涂着浓重的眼影，戴着假睫毛，施着橙色系的粉，涂着厚重的胭脂和深色的口红。米拉不知道她们是病人还是探视者。她们聊了一会儿天气，另外那三个女人就离开了。莉莉有烟但没火，米拉带了打火机来，她很高兴。“点烟都得找护士，这是这儿的规矩。她们害怕这里的疯子把这地方烧掉。”
“那几个女人是来探病的吗？”米拉朝离去的几个人努了努嘴。
“哦，不是，她们和我一样，”莉莉笑起来，“这地方其实就是为那些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建的乡村俱乐部。”
米拉环顾四周。莉莉似乎是在说疯话，可周围几乎全是女人，而且年龄都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
“就没有男人吗？”
“有啊，但都是些老酒鬼。”
“那有没有女的老酒鬼？”
“有，有很多。我们都是没人要的人。”莉莉吸烟吸得很凶。好像她急着抽完这一支，好再点一支，“不过，我的朋友都和我差不多。”她聊起她们，聊起自己。
“我生病之前，去看我姨妈。她说我是被宠坏了，她说她老公还不如卡尔呢。她还说，与大多数丈夫相比，卡尔算是个好丈夫了。姨妈说我应该感谢卡尔，因为他没有欺负我。有时候，我觉得她说得对，但我就是受不了，受不了和他一起生活。我想离婚，所以我才来了这儿。我想离婚，可是，当他走出家门时，我又会一路追出去，抓住他的外套，哭喊着让他不要走。我没办法独立生活，我什么也不会。我该怎么付账单？我这辈子从没付过账单。厨房里的灯泡坏了，我只能坐在那儿哭，以为就要生活在黑暗里了。我哭着求他回来，可是，他回来了我又受不了他，他就是纳粹分子、冷血动物，我一直努力想让他更有人情味。结果，他又把我锁起来了。姨妈加入了一个自杀互助团。自杀互助团啊！她还想让我也加入。”莉莉爽朗地笑着。
“自杀互助团？”
“是啊，你知道吗，她们会在深夜给对方打电话，她们会说‘过了今天的阴霾，明天的天会更蓝’或者‘我在此为你加油，我知道你有勇气度过这一劫’这类的话。”她又笑了，还是笑得那么灿烂，但笑声中已听不出歇斯底里的味道。看她的样子，也没有在发抖了。“我见过她们的广告。上面用大字标题写着‘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请给我们打电话’。上面还说，如果你毒瘾犯了或者想自杀，或是遇到任何问题，想找人倾诉，就给她们打电话，后面还附上了电话号码。然后用小号字写着‘周一至周四，中午到晚上十点’。我记下了电话号码，却从没打过。这个时间段里我的心情通常还不错。”她又笑起来。
“问题是，”她又继续说，不时地笑着，“我并不想自杀！就好比我得的是感冒而不是肺炎，别人是帮不上忙的。精神科医生——真是笑话！他让我们都化了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就像阿斯托太太家的马一样。我们浓妆艳抹地走来走去，就这样去喝茶，我的天！”
一个矮胖的女人从草坪对面走过来，独自坐在长椅上。她烫着卷发，神情迷茫。“那是伊内兹，”莉莉说，“她老公很久没来看她了，不像卡尔——他每周日都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虽然待不了多久，但谁又能说他没有尽职尽责呢？伊内兹的老公只是偶尔来一次。我听过他们谈话。我看见她哭了，泪流满面，她哭得很轻，从不大声抽泣，也不会尖叫，就像绵绵细雨。她总是呜咽着说：‘乔，求你了，让我出去吧。我答应你这次会好好的，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妻子，真的，我真的会努力，我会去学的。’可是她太聪明了，她才不会傻到去当一个好妻子。”
伊内兹突然从长椅上站起来，跪在后面的地上，看起来就像是在拜那棵树。
“她喜欢昆虫，”莉莉说，“她总在观察它们。她过去在家时经常读有关昆虫的书，可她老公觉得那是有病。她不洗地毯，也不洗碗，只是一味地读关于昆虫的书。精神科医生和她老公的看法一致，他们觉得不能再让她这么疯下去，所以，他们什么书都不准她碰。可她还是会观察昆虫！”莉莉得胜似的欢叫着。
“还有西尔维娅。”她指着一个非常瘦小、干净朴素的女人说。那女人的头发精心绾成了蜂窝式，嘴唇涂得就像一道鲜红的伤口。“她老公从没来看过她。她来这儿已经有八个月了。她结婚十五年了，一直想要孩子，可她老公没法生，于是她就出去工作了，在小学当美术老师。她是为她老公而活的。大约一年前，她老公离开了她，和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波多黎各胖女人住在了一起。他们住的地方离她家只有几个街区，她总能撞见他们。她试着一个人生活，可是她太痛苦了。她好恨，她想要孩子，是因为他，她才没有孩子的。她求他回来，她太孤独了。可他就是不回来，还不断地说她多么丑。她看了看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再看了看自己，终于明白了。她带着所有积蓄去医院做了硅胶隆胸手术，花了两千美元。可是，等她恢复后，护士看着她说：‘真可怜啊，你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吗？’手术彻底失败了。她哭了，可医生照样拿走了她的钱。然后，她擦了防晒霜去找她老公，他终于回来了。可每次做爱的时候，他都会拿枕头挡住她的脸，说他看不下去。她开始觉得自己有病，说他想要毒死她。她说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他却说她疯了。她的情况越来越糟。她变得非常多疑，还会在他工作的时候打电话查岗，甚至睡不着觉。她一直觉得他想杀了她。他把枕头放在她脸上时，她害怕他会闷死她。他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问他，她怀疑的是否属实，他发誓说绝对没有，最后，医生说她患了妄想症。于是她就被送到这儿来了。她很平静，但经常哭，为此，他们还专门给她吃药。无论你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只要经常哭，那就是疯了。就连动物都还会哭呢，是吧，米拉？不管怎么样，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哭了，所以，他们觉得该让她出去了，于是通知了她老公。可他来了以后，却不同意她出去。真是个蠢货！他是开着敞篷车，载着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和她的五个孩子一起来的，护士看见他们，告诉了医生。医生找他对质，他承认了，承认一直都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医生很生气，说因为他撒谎，害她在这里被关了八个月。他责怪她老公。但要我说，他怎么就不相信西尔维娅，却相信她老公说的话呢？有可能她说的是实话啊。可他们从来都不这样想。他们总是相信男人。他们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有点儿疯劲。她下周就要出院了，要回去继续和他生活。和她老公啊！”莉莉笑了，“我告诉她，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把她逼疯了！”
“问题是，”米拉试图控制住涌进莉莉脑中的那股疯狂之浪，于是坚定地说，“那些女人太把男人当回事了。我的意思是，她们把自己的男人当成了一切。男人觉得她们漂亮，她们就漂亮；男人觉得她们不漂亮，她们就不漂亮。她们把决定自己身份和价值、认可或否定自己的权力都交到了男人手中。她们已经没有自我了。”说完便沉默了。
“是啊。”莉莉用悲戚的眼神扫视着草坪上的人，试着再找一个例子同米拉讲讲。
“她们为什么不忘了那些男人，做回自己呢？”米拉坚持道。
莉莉瞪大眼睛看着米拉，好像她是在说傻话。“对，”她说，“我们都知道应该做自己。可具体怎么做呢？”
“你就把他们从你心里踢出去，就像我对诺姆那样。”米拉自豪地说。
“哦，卡尔太冷漠了，太冷漠了。他让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她聊了很久关于卡尔的事，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别再讲卡尔了！别再想他了！”米拉终于忍不住嚷道。
莉莉耸了耸肩：“卡尔是我生命中最熟悉的人，我的生活里一直都有他。我留在家里，他去闯荡世界。年轻的时候，我有精力，可慢慢都磨没了。厨房的灯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你知道吗，那灯泡很有趣，是那种长长的，叫什么来着……荧光灯？我都不知道商店里有这种灯卖。我以为它们永远都不用换。卡尔去商店买了一个回来，他爬上梯子，取下天花板上的塑料方块，拿出旧的灯泡，再换上新的。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怎么什么都会呢？而我只会坐在黑暗里哭。
“卡尔，那个机器人，他把自己杀死了，所以也能杀死我。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像自动机械一样走来走去。我不停地喊啊，叫啊，所以，他把我关在了这里。在哈勒姆区，政府通过提供海洛因来控制黑人，而数以千计的医生让家庭主妇服用巴比妥酸盐和镇静剂，让她们保持安静。当毒品不再管用时，他们就把黑人关进监狱，而我们就被送到这儿来了。不许吵闹。我读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每吵闹一次，你就会更安静一分。’这一次，他不会让我出去了。他永远都没钱带我出去吃饭，但他宁肯每年花一万两千美元把我关在这儿。
“他怎么会想我呢？我只是他的麻烦。他带孩子们去吃麦当劳，他花钱请人打扫卫生。他也不想念性爱，我们从来都不做爱。我曾因此去找过律师，他说，如果一年能有一次性生活，你就不能因此提出离婚。反过来也一样吗？男人也一年一次。我喜欢做爱，所以他就不做了。有时候，我洗完澡，躺在床上，他也会去洗澡。那时我就会非常兴奋，因为他从不在晚上洗澡。于是我从床上跳起来，穿上我最漂亮的睡衣，躺在那儿等他。我听见他在浴室里一边刮胡子一边哼歌，就变得欲火焚身。可是，他回到房间，上床后就关了灯，转过身去，说：‘晚安，莉莉！’你知道吗，他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开心。他简直是虐待狂，是纳粹。我当然是又喊又叫，还能怎么办呢？他为什么非得那么做不可？就算他用枕头遮住我的脸我也不介意，我真的太想要了。我也曾试着找情人，可我做不到，太愧疚了。我还试过自慰。医生说我里面很干，像个八十岁的老女人。他试着教我自慰，可我就是学不会。卡尔，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啊？他把我关进一个充满了激情和性爱色彩的箱子里，可却一直用橡胶管子给我泼冷水，把我的欲望浇灭。我又了解他什么呢？我只是嫁给了一副皮囊而已。”
莉莉仍然住在那里。米拉已经几年没见过她了，我也是。并不是因为我不关心她，只是，有时候，我已分不清谁是谁，我觉得我就是莉莉，或者她就是我。如果我见到她，我分不清我们当中是谁站起来去亲吻对方，或是沿着石板路走到大门口，走进停车场，发现院子里的人和车里的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即便我坐在车里，我也飘然物外，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我的身体在开车，坐在座位上，可我的灵魂还在医院里，我的声音在那儿疯狂地回荡，无休无止。莉莉有无穷的精力，她的眼睛明亮，声音高亢。她永不疲倦，永不认输，永远有话要说。她谈论穆斯林女人、中国女人和那些奉行大男子主义的国家的女人，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女人。“所有女人都是一体的。”她说。我知道，这不是她从书里看来的，因为她根本就不看书。“当我听说她们的事情时，我并不觉得自己置身事外，我觉得这也是在说我。我觉得，我们是她们的转生。我甚至记得，从前、在别处，我是另外一个女人。我背着沉重的柴垛，弯着腰，慢慢地往希腊的山上爬；我戴着面纱、偷偷地走在街上，担心自己真的被人看见；我因为裹脚，连路都走不稳；我做了阴蒂切除手术，成了丈夫的所有物，没有性快感却要痛苦地生产。在我生活的国家，法律允许丈夫打我、将我锁起来，惩罚我。”
其实，莉莉和我并无不同：她在那些门里面，我在这些门里面。我们都疯了，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绝望地摸爬滚打。只是我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固定居所，我得自己打扫房间、自己煮饭，我不用一周遭受两次电击。他们以为，电击就能让你忘了已知的事实，真是奇怪。或许他们以为，如果狠狠地惩罚你，你就能假装忘了那些事实，就会乖乖地做家务。我早就发现，想让人觉得你神志正常，秘诀就是伪装。你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知道。莉莉也明白这一点，之前两次，她就用了这一招，假装很温驯，假装为自己犯的错而悔过，于是，他们就放她出去了。可现在她太愤怒了，也不想假装了。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乔治·杰克逊的事，可她并没有回信。
米拉给了莉莉一本关于昆虫的书，让她转交给伊内兹，却被一名护士发现了。她拿走了书，伊内兹就发疯了，她凶猛地袭击了那名护士，结果被关进了特殊病房。她在那里要穿约束衣，而且每天都要遭受电击，每天早上不准换衣服，也不准化妆。真是好心办了坏事。在俄罗斯，如果你不同意政府的观点，他们就会把你关进精神病院，这里也如出一辙。总有人会让你保持沉默。
6
“我们不是那样，”凯拉坚称，“我们很幸运，出生得晚。”
“是啊，”克拉丽莎附和道，“我从没有被束缚的感觉啊。我从高中就开始踢足球。”
“而且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会有一份事业。”
“我得承认，”克拉丽莎补充道，“他们确实把我从自然学科推向了人文学科。不过，对我来说，反正都是用脑子，用在哪里无关紧要。他们把我推往这个方向，我还有点儿庆幸呢。”
伊索插嘴道：“人文学科更加人道。”
“即便不是所有学人文学科的人都如此，至少这个领域是的。”凯拉说。
瓦尔一言不发地坐着，这很不寻常，于是我们都转过头看她。
“不，我不同意。当然，你们那一代人是要好过些。但我在想，能好到哪里去呢。你们都来自顶尖学校，以大多数女人的普遍情况来说，你们是特例。而且，你们都还没有孩子。我并不想吓唬你们，但也许你们低估了自己面临的状况。”
“这也并不重要。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否则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克拉丽莎争辩道。
“是啊，直到你因为缺乏远见而一头栽进陷阱里。”瓦尔冷酷地提醒道。
“你可真会吓唬人。”伊索抗议道。
“也许吧。可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某种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存在的情况真的会在十五、二十年间发生巨变，你都不用去管它，那你就太天真了。你觉得幸运，以为自己逃脱了，但你其实仍在地狱。你现在好比待在修道院里，跟那些小男孩混在一起。他们之前还觉得哈佛大学的男学生都不会进入社会底层呢。每个人都想被锁在这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出去以后会面对什么，他们不愿改变。可无论如何，他们终究还是会被改变，你根本就对抗不过‘它’。”
“历史的‘它’理论！”凯拉叫道。
“得引用弥尔顿来解释一下何谓自由。”
“知善是人站立的充分条件，但是有倒下的自由。”凯拉笑着说。
“是吗，你自由吗？”瓦尔突然来了一句。
“或许不，但是……”凯拉开始讲她幸福的婚姻和他们的协议、安排……
“他们的冰箱挺脏的。”米拉插嘴道。
“米拉！”凯拉嗔怪道，“你为什么总要拉低我们讨论的层次呢，还提起那俗气、平庸、臭烘烘的破冰箱？我是在谈论理想、高贵、原则……”她不由得站起来，冲到房间的另一边，坐在米拉身上，抱着她，黏着她，说：“谢谢你，真是谢谢你提醒啊，米拉。你可真讨厌，真了不起，一直都记得那个臭冰箱！”她不由得唱起歌来，其他人也都笑起来，严肃的对话戛然而止。
米拉扮了个鬼脸。“我怎么忘得了呢？”她哀叹道。
“可怜的米拉！”凯拉喊道，“永远困在那段有着发臭冰箱的历史里！”
“写一篇关于它的论文吧，”克拉丽莎建议说，“名字就叫《二十世纪小说中的冰箱形象》。”
“应该叫《‘冰与火’之无霜综合征》。”伊索说。
“不，不对！”米拉喊道，“那应该是一个很脏的、需要清洗，而不只是需要除霜的冰箱。当然，除霜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如写首歌好了，”伊索说，“‘要给你除霜已经够糟了，宝贝儿，可我现在还得为你洗澡’。”
“或者‘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脏冰箱，可我依然爱你’。”凯拉唱道。
她们吵吵闹闹地为米拉想题目。她笑了，她们的声音在屋子里环绕，她们之前所谈论的，正是这个特别的小团体最近写在论文头几页里的内容。她垂下头，笑得直喘气，眼泪都流出来了。她终于抬起头来。
“去他妈的！”她喊道，她们开始尖叫，发出嘘声，还吹起了口哨。凯拉开始鼓掌，其他人也跟着鼓掌；克拉丽莎站了起来，然后她们都站了起来。她被围在一群拍着手、笑着、叫着的疯女人中间。“你说脏话了！你终于说脏话了！”她们叫道。
“我通过你们的测试了吗？”她喊道，“或者说入会仪式？”
“你知道的倒是不少嘛。”凯拉弯下腰，对着米拉龇着牙。
“天知道，到底有多少脏话呢？问题是，并没有多少。在莎士比亚时期……”
“别听老莎胡编乱造！”克拉丽莎说，“你得从‘它’之中寻找那些能为你所用的东西！”
“语言的‘它’理论！”伊索附和道。
“屁。”米拉说，她们又开始鼓掌叫好，“就是没有多少嘛。可见语言是多么贫乏。还有去你妈的、肏蛋、贱人、浑蛋、狗屁、他妈的、杂种。还有另一个有趣的词……”
可那个时候，在那间屋子里，她没机会说完。在掌声之中，在气氛活跃的谈话中，伊索打开了留声机，珍妮丝·贾普林的声音在屋子里绽开。然后，她们两人一组，面对面谈心，轮流更换搭档。最后，每个人都知道了其他人的所有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其他人的所有事情，每个人也都接受了其他人的所有事情，如此往复。
7
但并非一直如此。在这所声名显赫的大学里，有一位著名的英国教授曾轻蔑地称一类人为“没文化的乌合之众”。米拉、瓦尔和我就属于这一类人。当然，还有一些大龄男人也是，他们大多是天主教耶稣会牧师。我不知道哈佛大学为什么会录取我们，这可不是它的一贯作风。也许是因为战争吧——我们没法应征入伍。可是，在那些迷茫的面孔中，只有我们几个备感孤独。有几个人看上去很年轻，看面相还不到二十岁：凯拉二十四岁了，伊索二十六岁了，克拉丽莎也二十三岁了。可是，米拉和我都三十八岁了，瓦尔三十九岁了。真是没法比。教我们的教授中，很多都比我们年轻，研究生院的院长也才三十五岁。如此，是有些奇怪。我们都很孤独，而且对自己的洞察力充满了自信，我们不习惯别人把我们当成傻瓜，也不习惯别人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我们不喜欢院长把我们当成难以管束的学生，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制度的限制，你似乎没法要求平等，你明白的。于是你只能放弃了。至少，我就是这样的。你就少和他们说话，自己学习，取得学分，与他们少来往就是了。当你完成学业，想让老师给你写推荐信时，他们会在信中夸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或是人到中年依然如此有恒心。
总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彼此。刚开始，米拉走在剑桥的街道上时，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或者罪人。她留着一头染色的卷发，穿着针织三件套和丝袜，系着腰带，穿着高跟鞋，拿着相配的手包，感觉自己就像布朗克斯来的“恐龙”。她与他们一一擦肩而过，大多是年轻的面孔，男的蓄须，女的留长发，他们穿着破旧的牛仔装或内战时的制服，或者披着披肩，穿着长长的祖母裙或纱丽，各种奇装异服都有人穿。没有人看她一眼，所有人都目不斜视。就算他们恰好看到了她，也是瞥一眼便移开目光。她真觉得要疯了。
她被迫重新认识自己。可是，她在新泽西的大学学到的东西并不能帮到她。学校位于郊区正中，那里的人见多了郊区的主妇们，他们习惯了郊区生活，自己也成了郊区居民。在那里，她能感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男人们经过她身旁时，眼睛会亮一下，这让她觉得自己风韵犹存，于是便安心了。有时候，她从别人身旁经过，或是已经走远时，还会有人扭过头来看她。
搬去剑桥后，米拉才开始意识到，她是多么依赖那些欣赏的眼神、那些回头的目光，如此，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当时的剑桥是那么年轻，一切情况与她想象中完全相反。刚去那儿的头几天，她跑出去买贴搁板的纸和图钉，想装饰一下房间，回来以后，她会疯狂地照镜子，梳头发，抹上各种化妆品，不停地试衣服。她跑出去买了短褶裙和白袜子，把珍珠项链从积灰的盒子里拿出来。可是没用。和诺姆离婚后，她第一次感到孑然一身，第一次感到彻底无脸见人。在新泽西时，她还有朋友，那些友好的夫妇经常邀请她去家里吃晚餐，当然，也会邀请他们所认识的单身男士。很多人都知道她：一个住着漂亮的大房子、带着两个儿子的离婚女人，如今又回去上学了。
但在剑桥，到处都是年轻人，他们就像箭一样奔向自己的目标。他们总是很愤怒，他们不理解旧世界为何如此腐败，而且会继续腐败下去；他们不明白，它为什么不生病死去，或者，更宁愿它发现自己有病，于是自杀而亡。他们目中无人地走向自己的目标，偶尔在马萨街 [3] 上与别人撞个满怀，甚至都不记得说一句“借过一下”。不管怎样，他们是什么都不缺的年轻人。他们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分寸。
可米拉不这么想。她只是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她觉得他们在排斥她，排斥她这个人。夜深人静时，她坐下来喝白兰地，突然意识到，这一生，她认识自我从来都是靠别人，比如屠夫看见她时的微笑和恭维，或是给地板打蜡的工人对她倾慕的目光，或者大学校园里男人的一次回头——都是对她外表的赞美。这令她毛骨悚然，她想起了莉莉。如何才能停止这种状况？一个人怎能用如此荒唐的东西来保持自我？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态？
她坐在黑暗里，抽着烟。黑暗中，她看不见这简陋的、墙纸都脱落了的房间，房间里还有几张破旧的桌子。她回想起诺姆走后的那一年，在贝尔维尤那座豪华的房子里，坐在黑暗中的感觉。她试着从内心深处去感受那时的辛酸和她对孩子们、对屠夫和上蜡工人爆发出的无法控制的愤怒。她在剑桥感觉很不自在，进而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很委屈。她努力学习，殚精竭虑，似乎发现了能让自己感到自在的秘诀，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她的生命都耗费在维持外表上，就像玛莎全神贯注地阅读《女性家庭期刊》和《家政》一样。
在那些年里，她也会如此。虽然她还不至于把那些杂志买回家，用杂志上的测试来检验自己，但她在牙医的办公室里，也会专心地翻看，给自己打分：你是一个好妻子吗？你还有魅力吗？你是否善解人意、体贴他人？你的营养均衡吗？你的眼影用对了吗？在你为他清理和熨烫衬衣的那些无聊时间里，你是否会放任自己吃下一整块咖啡蛋糕？你是否超重了？
米拉曾经努力让自己符合这些标准。她染了头发，也在节食，她还会花很长时间戴假发，研究适合自己脸型的发型。此外，她还学会了用恰当的语调来问令人不快的问题：“诺姆，克拉克做错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打他？”“哦，好吧，亲爱的，按你说的办。可是我们已经答应了马克利一家我们会去。是的，昨晚你回来后我们还说起过，还记得吗？其实我去不去都无所谓，可我觉得打电话告诉她我们不去了，只因为你忘记了，约了人打高尔夫，这样不太好吧。”她小心地维护他那男性的自尊和脆弱的骄傲。她只是慢慢地增强说话的效果，并不提高音量，她从不发脾气。她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她从不打孩子，他们衣着干净，饮食健康。她的家里干净得发亮，她做的饭很好吃，她保持好身材。但凡杂志、电视、报纸、小说中说的女人该做的，她都做得很好。诺姆经常晚归，她从不抱怨；她从不要求他以她和孩子们为重，影响他的工作；她从不让他做家务。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很完美，可他还是对她说“我想离婚”。每当想起这一点，她就怒火攻心，将杯子砸向对面的墙。白兰地洒到地毯上，溅在墙上，杯子摔得粉碎，她的心也碎了。她还记得上一次这种想法侵入她的头脑时，她跌跌撞撞地哭着跑上楼去，拿起剃须刀片，割向自己的手腕。当她伤害自己时，她仍是“完美的诺姆太太”。当那种“无形的规则”控制住你时，你会自动出局，为新的“完美的诺姆太太”让路，而且要符合现代的殉节风范，把你自己沉入黑暗，不再被别人需要。白天，你要小心行事，循规蹈矩，不然，他们就叫你贱人、婊子、笨蛋、猪猡、臭婆娘、母狗、娼妇、妓女、荡妇、淫妇。可你并不是荡妇，即便每隔十天你都得和某个人做爱，哪怕你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你也不是妓女，因为你不收费。你得到的只有衣食住行，而诺姆得到了他花钱买来的东西。
她四肢跪地擦洒落的白兰地，用纸巾捡起玻璃碎片，想到女人总得自己收拾自己的烂摊子，想象着如果有人跟在你身后帮你收拾，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却想不起自己的童年有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只觉得嘴角痛苦地抽搐着。她坐起来，心想，要求公平也没用。她又倒了杯白兰地，坐下来。她觉得心里就像打开了一道门，新鲜的空气吹了进来。她曾听过这样一套说辞：你的作用就是结婚，带孩子，如果可能的话，守住你的丈夫。如果你遵守这些规则（微笑，节食，微笑，不唠叨，微笑，做饭，微笑，打扫卫生），那么，你就能守住他了。这些条件很清楚，她接受了，却被辜负了。自从离婚，她就越来越对那种不公感到痛苦，世界对待女人是不公的，诺姆对待她也是不公的。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只能使她更加痛苦，只能摧毁她仅存的东西——她自己的生活。
没有所谓的公正。过去已无法补偿，也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她愕然地坐了一会儿，如释重负，感觉嘴角也放松了，眉头也不再紧锁。
此刻，有什么东西滑入她的内心，她好像从远处看着这一切，因此看得更加完整，虽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但也看得很通透。她明白了，还有比那一套说辞或是他们所犯的错误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切的前提——她只能依附于另一个人才能生活——才是问题所在。她抚摸着自己的手腕和手臂，揉捏着自己的乳房、肚子和大腿。她的身体温暖而光滑，她的心脏沉稳地跳动着，向全身输送着能量。她可以走路，可以说话，可以感觉，可以思考。突然间，一切都变好了。诚然过去是错误的，可也正是错误的过去解放了她，让她来到这里。她还活着，从她童年脱光衣服跑到糖果店时起，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
没有公平，只有生活。只有她所拥有的生活。
8
不幸的是，我们周围的世界并非随着我们的变化而变化。在重回学校的第二周，米拉环顾周围的一切，看着、想着、判断着，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努力保持着规定的形象，一味注重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躲进厕所了，除非沃尔特·马修真的在追捕她。可她仍然渴望与人交流。
有一天，在听完胡登关于“文艺复兴”的讲座后，一个红头发的小个子女孩走到她身边，她头发又长又直，奶油色的鹅蛋脸上长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她说：“你是英语系的研究生吗？我叫凯拉·福里斯特，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米拉对她发出的邀请感激万分，恨不得亲她一口。凯拉留刘海，穿喇叭形超短裙、白色高领毛衣，像个啦啦队队长。
凯拉带她去了雷曼餐厅，那是一家自助餐厅，那些不住哈佛公寓的学生常去那里。她们穿过院子，凯拉一路上滔滔不绝，谈到了孤独，谈到了可怕的哈佛体制、可怕的哈佛毕业生以及满世界行尸走肉般的人。她一手抱着书，一手比画着，讲起这些东西活灵活现，嘴里发出“哎呀”“真是”之类的感叹。米拉饶有兴趣地听她说。
雷曼餐厅是一座大餐厅，铺有地毯，装着六米高的窗户，还有水晶枝形吊灯。地毯是廉价的粗呢毯，桌子是塑料的自助餐桌，餐厅里弥漫着罐装番茄汤的味道。靠东面的墙边摆着一张长桌子，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之间，文理科的研究生们常聚集在那里。凯拉向米拉介绍了坐在桌旁的那群人。
布拉德，一个非常热情的年轻人，说话时口型很夸张。米拉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模仿某位教授说话，见她们过来，便停下来和她们打招呼；来自艾奥瓦州的米西留短发，漂亮又风趣，她告诉米拉，自己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用电脑分析弥尔顿的全部作品；伊索，她又高又瘦，灰褐色的头发在脑后紧紧地绾成一个髻，面色苍白，表情冷淡，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书；瓦尔，她很高大，年纪和米拉差不多，说话嗓门很大，披一条披肩，米拉后来才知道，她是学社会学的；克拉丽莎，扎栗色辫子，沉默寡言，总是在审视别人。凯拉和米拉坐在桌子另一端。凯拉问了大家几个问题，很显然，她是知道答案的。
“待在这种糟糕的地方，你们感觉怎么样？显然，你们无动于衷，你们看上去很平和。我多希望能像你们那样镇定，一听到各种毛骨悚然的事，我就会起鸡皮疙瘩。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经常焦躁不安，和这些行尸走肉般的人待在一起，太可怕了。生命力到底去哪儿了？是不是随着智力的发展，它就随之消失了？当然，你们没有我这样的感觉，你们满怀希望。我可不想落得和其他人一样，我不愿像他们那样生活……”
自此以后，米拉每天都会去雷曼餐厅。虽然那里的环境不怎么样，但至少在那儿总有人倾诉或聆听。
“我痛恨暴力，可我为什么还会做那样的梦呢？”温文尔雅的刘易斯紧张地说。他手里还拿着正在传阅的反战请愿书，所有的男人都面临被征募的危险。他就这么面不改色地讲述着，声音很温和，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在梦里，他把烧红的拨火棍插入他最亲近的女性下身；他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别人被开膛破肚，遭受电击；他把别人绑在柱子上，往他们身上倒蜂蜜，等着蚂蚁爬过来啃噬他们；他还曾梦见阉割别人，把人肢解。伤人，杀人。“杀，杀，杀，”他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的梦里满是血腥。昨晚我梦见把哈佛的所有教授集中起来，然后用机枪扫射他们。”他转向米拉，“你不觉得我有病吗？”
米拉瞥了伊索一眼，惊讶地看见那张冰山脸上露出了笑容。伊索的眼睛很奇怪，是暗绿色的死鱼般的眼睛，神色仿佛一个来自远古的人，人类的一切挣扎在她眼里都是徒劳。原本表露出关切与同情的米拉，禁不住笑起来。瓦尔不假思索地说：“你的问题一半在于你是男人。”说完大步走开，去端咖啡了。刘易斯转过头对着米拉和伊索，忧心忡忡地说：“就连我的母亲也在梦中被我虐待！可我爱我的母亲。”伊索放声大笑起来。
在他们一旁，克拉丽莎静静地看着莫顿·阿韦，听他详解莫扎特歌剧《后宫诱逃》各个版本的妙处。而米西则在听马克讲自制面包的做法，一边听一边讨教。正试着戒烟的凯拉独自坐在桌尾旁，嘴里吮着一个塑料勺子，读一本希腊文的书。若有人问她为什么吮着勺子，她就会像个教官似的，冷不丁冒出一句：“口欲滞留 [4] ，这是无害的替代品。”
“我肯定进不去。研一的人不能参加。琼斯的研讨课只能有两三个高年级学生。”
“可索尼娅·托夫勒去上了。”
“真的吗？！”
“别走，再逛逛吧。我想去库普商店买唱片。”
“我得走了，我还要学拉丁语呢，每天要学十个小时。”
“你真是不得了。”
“只是笨鸟先飞。脑子不好，全靠苦功。”
“你觉得珀迪怎么样？”
“呃，他可是个讨厌鬼。”
米拉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她凑过去加入谈话：“他写了一本很棒的关于弥尔顿的书。”
“是啊，他的书里全是动词。”
“你是说《失乐园》里有动词？肏，老兄，这么多年来，我竟然不知道。”
“亚当和夏娃还能做什么？‘肏’就是一个动词啊。”
“或许对你来说是动词，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形容词，我从来不把它当动词用。把那肏蛋的盐递给我一下，好吗？”
“我真得走了。”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说，“我废物一个，我在这里混不下去的。”
“放屁，老兄，你上过斯沃斯莫尔学院。我只上过pc。”
“pc？”
“没听过吧？普罗维登斯学院啊，老兄。你还觉得你混不下去？”
“所以，我住进了研究生宿舍。你知道，那些本科生住的是洋房、套间，他们的书房里有大钢琴、东方地毯和枝形吊灯，而我的房间小得可怜，里面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有一扇窗户，但是太高了，我要站在凳子上才能看到外面。水管还会漏水，我只能把书全都堆在暖气片上烘干。干了之后也只能放那儿，屋子里没有放书架的地方。”
“你听说了吗？劳伦斯·凯利上了贝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研讨课。”
“他怎么办到的？”
一阵沉默。
“他一定够机灵。”
“他是从伯克利来的，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学生。”
“哦，马利诺夫斯基是贝利的老朋友。”
“哦。”
“语言考试是什么时候？”
“哪一门语言？”
“这鬼地方全他妈是精英，烦死了。三门语言课，好像他们一定要证明自己有多优秀似的。”
“的确。”
“那你为什么还来这里？”米拉突兀地问道，但他们并没有理她。
“是啊，但你要知道，以前可是五门。我的天，还有古诺尔斯语。还有哥特语和冰岛语。它们居然真的存在。”
“他们会不会再开一门奇怪的班图语课？我倒是在行。这门语言倒是挺有趣的，只有两百个单词。”
“你是说词根吧。”
“没错。全是词根。你要动词，就加上‘肏’；你要名词，就在后面加上‘他妈的’。”
“布拉德，你可真粗俗。”
“真他妈肏蛋。三种语言，还有英语文学会考，他们给我们少得可怜的两千美元，就以为我们能靠它完成学业了？开玩笑呢。”
“至少你们还有两千美元。我每天晚上去酒吧打工，还要借钱。”
“真是糟透了。”
“一切都糟透了。”
“是啊。”
三点过后，米拉起身向图书馆走去。
没有人向她道别。
9
大约在开学一个月以后，有一天，伊索腼腆地将米拉拉到一边，邀请她共进晚餐。“我有一个室友，她不在哈佛上学，她非常孤独。这个地方太孤独了。所以，我觉得，嗯，我邀请了一些优秀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伊索说话的时候，嘴巴几乎没怎么动。不知何故，她深深地打动了米拉。
这是米拉来这里受到的第一次邀请，她很兴奋。她感觉未来正在向她展开。那天下午，她去了趟商店，买了一些便宜的植物，打算放在窗台上；回到家后，她打开上周买的窗纸，裁剪一番，把它贴在弄脏了的鸡尾酒桌上。她把厨房窗户上那副易坏的塑料窗帘扯下来，量了量窗户的尺寸，她打算买一副耐用的红色棉窗帘、一块红色的桌布，还有新毛巾。很快，她也会招待别人的。
晚宴当天，她做了头发，用浴油洗了澡，穿了紧身褡和高跟鞋，还有“金伯利”牌套装。她花了二十分钟化妆，然后从容地走下楼梯，她就当自己忘记了穿高跟鞋的痛苦，一路蹒跚着走过凹凸不平的人行道，穿过四个街区，来到伊索住的地方。
伊索住的那条街，沿街种了一排树，她住在一座老式三层小楼的顶层。锈迹斑斑的大门敞开着，可以直接进去。她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走上三楼，腼腆地敲了敲门。她尽量不让自己感觉像在探访贫民窟一样。那房子的墙已裂开，墙上的漆开始脱落，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扶栏也不牢固。她想放松一下手臂和脊背，可不知哪里冒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把她吓得不轻。她以为是一只老鼠蹿到了跟前。
伊索前来开门，她还穿着白天穿的宽松毛衣和肥大的裤子。
“哇，你打扮得真漂亮。”她惊讶地说。
米拉听到里面有人说话，她的心开始怦怦跳。她是在期待什么呢？一种新的生活，还是一群聪明、有魅力，而且阅历丰富的人？伊索领她来到客厅。她家的客厅和米拉家的客厅一样，贴着灰色的墙纸，一组巨大的暖气片几乎占了一面墙，窗框也是灰色的，透过窗户还能看到停在邻居院子里的汽车。不过，伊索家靠墙放着一个自制的书架，上面堆满了书，对面的地板上，则堆起了近两米高的唱片，唱片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画面中是五个女人拥抱在一起。米拉想，粗略一看，倒像是模仿马蒂斯的《舞蹈》。
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布拉德正在抨击哈佛的精英主义，刘易斯在描述刚看完的一本关于残酷战争的小说，米西在问戴维·波特从纽约开车去波士顿的最佳路线，瓦尔眼神呆滞地听着莫顿·阿韦讲各版本的马勒第九交响曲唱片的优劣。一个留着胡子的年轻人盘腿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一瓶酒。米拉坐在一把用栗色丝绒垫得又软又厚的椅子上，也盘腿坐着。她点燃一支烟，身子稍向前倾，想把火柴丢进那个胡子男面前的烟灰缸里，这时椅子的扶手掉了，她吓了一跳。
伊索赶忙过来，把扶手重新装好。“不好意思，”她说话的时候嘴皮子都不抬一下，“我的家具都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说完去了厨房。
那个胡子男冲米拉扬了扬眉。“感觉跟回家了似的。”他嘲弄地说。
她紧张地说：“是啊，我住的地方也是这样。你住在剑桥吗？”
“不是每个人都住在这里吗？”他不耐烦地回答，便转过身去了。
“格兰特，”伊索从厨房里喊道，“给米拉倒杯酒，好吗？再看看有没有人要续杯。”
米拉以为格兰特是伊索的男朋友。
酒倒了一轮，但人们喝得很慢。格兰特开始播唱片，大家在谈论女歌手艾瑞莎 [5] 。米拉觉得她的歌糟透了。她的声音听起来空荡荡的，仿佛无根之音。她的名字也很奇怪。然后，他们又聊起另一个名字很奇怪的人，还播起了她的唱片。这个人的歌更糟糕，米拉想，这些人怎么会喜欢这种音乐？这位歌手叫欧蒂塔 [6] ——她是女人，但你无法从声音中判断出她的性别。米拉不敢问他们是否喜欢佩姬·李。
她转向格兰特，深吸一口气，问他是学什么专业的。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些什么，提到了加尔布雷思 [7] ，打了个手势。她不明白，于是他简短地解释道“经济学”，就又转过头去。
音乐环绕，觥筹交错，谈话声不绝于耳。瓦尔站起来，去厨房待了一会儿。回来后，她坐在米拉身边的地板上，敲了敲格兰特的膝盖，示意他把脚挪开。米拉认定格兰特是瓦尔的男朋友。
“你好像有些拘谨。”瓦尔说。
米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险些掉下眼泪，但此刻她一吐为快：“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再回到学校，就是一个错误。我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更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聊天，那天晚上我以为我顿悟了，以为我明白、发现了自己人生中的问题，可是，做出判断并不能改变什么，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对了，那个格兰特是谁？还有，有人喜欢那个布拉德吗？他可真讨人厌，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很讨厌吗？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米拉说。她看着瓦尔，眼眶湿润了。
瓦尔身材高大，眉清目秀，一双明亮的眼睛几近纯黑色，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直视别人。“我明白，我明白。他们在谈论音乐，他们喜欢谈论音乐。因为他们也没什么别的可谈的，他们不知道怎么交谈，音乐就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纽带。你或许还没意识到，其实他们的状态比你还要糟糕，他们比你更孤独、更害怕、更不知所措。”
米拉看着她，说：“你了解他们吗？”
瓦尔耸了耸肩：“当然，我在剑桥住了十年了。”
“你在哈佛待了十年？”
“不，我刚进来。我以前住在萨默维尔市。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还参与了和平运动，有时候还靠救济金过活。他们因为我参加政治活动削减我的工资，我就靠我的头脑与他们对抗。我申请到了哈佛的奖学金，所以就来了这儿。”
米拉热切地看着她说：“我觉得并不是年龄的缘故，而是我感觉自己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郊区的人有不同的规则——我并不像他们，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但我也不觉得自己属于这儿。”
“时间久了，你会有归属感的，”瓦尔笑着说，“我觉得剑桥就是无家可归者的家。”
又进来一个女人，她很高、很瘦，身材非常修长、曼妙、前凸后翘。伊索从厨房里出来，略带兴奋地介绍了她。那是她的室友艾娃。艾娃进来后，坐在地板上，盘着腿，上身如花茎一般挺直，而她的头则像一朵水仙花。她羞怯地看了一眼这些陌生人。格兰特站起来，递给她一杯酒，她接过酒，眼睛忽闪一下，露出一个端庄而谦虚的笑容。她头微微前倾，黑亮的头发又直又顺，几乎遮住了脸。她抬起眼睛，看了看瓦尔和米拉，又垂下眼帘，眼神意味深长。她盯着手里的酒，没有说话。整个屋里的人都在谈论战争。
伊索在玄关摆了一张桥牌桌——那里也只能放得下这样的桌子——桌上铺了一块鲜艳的桌布，上面放着一个插满雏菊的醋瓶子。晚餐有意大利面、奶酪、沙拉和意大利蒜香包。她宣布开餐后，大家纷纷过来把盘子填满，又回到原位。米拉这次特别注意了椅子的扶手。他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酒也在席间来回传递。有人问起艾娃的情况。她用温柔的声音回答她不是学生，只是一个秘书。她回答其他问题时，虽然简略，却也因为举止温柔而不显草率。帮伊索洗完碗后，艾娃离开客厅，进了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几分钟后，她房间里传出乐声，是一首勃拉姆斯间奏曲，弹奏得完美无瑕。大家都抬起头来听。伊索带着歉意地解释道，是艾娃在演奏，她在陌生人面前总是很害羞。
“能把门打开吗？”
“她会停下来的。她从不为别人弹奏，只弹给自己听。”伊索说，她的声音有些犹疑，也有点儿提醒的意味，就像一个问题儿童的母亲面对严厉的邻居时的语气。
谈话的主题又回到战争上。伊索谈起了越南，几年前，她曾去过那里，她是偷渡过去，然后搭空军的飞机逃回来的。她以那种呆板的、面无表情的方式讲述着，很难相信这样一个谨慎、严肃的女人竟会有如此冒险之举。一群人开始问她问题。她好像哪儿都去过，非洲、亚洲、墨西哥，她还在印度的灵修地待过几个月，还在尤卡坦州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过。
“我以前很焦躁。我打一阵工，赚些钱，然后就背上背包旅行。”
米拉大感意外：“你是一个人去的吗？”
“有时是一个人。可是旅途中总会遇上一些人。我带了一部相机去拍照，有时候我会把照片卖给旅游杂志社，能赚点儿旅费。”
人们陆续离开，他们说要去学习了。格兰特突然也匆匆忙忙地走了。米拉发觉他并不是谁的男朋友。米拉和瓦尔还在，她们想帮忙洗碗，伊索谢绝了。艾娃也不再弹琴，羞怯地来到客厅里，大家夸赞她时，她深深地鞠躬，脸上还带着一抹甜美的微笑。
“你很早就开始弹琴了吗？”米拉问。
“从二年级开始。放学后老师会让我留下来，在教室里弹琴。”
她一边说，一边腼腆地看着她的听众们，然后又垂下眼帘。看样子，她并不想再多做交谈。
“她十二岁才开始上钢琴课，”伊索骄傲地说，“她爸给她买了一架钢琴。”
“是啊，可我十五岁时，他就把它给卖了。”艾娃咯咯轻笑着。
“他们当时生活得很艰辛。”伊索解释说，好像她是艾娃的翻译员似的。但艾娃向她投来一个警告的眼神，那是严厉的一瞥，只是一闪而过，然后伊索就不说话了。尴尬之余，米拉站了起来，不小心又把扶手碰掉了。
“哎呀！”她叫道。
夜深了，大家微笑着告别。
10
“瓦尔不只是一个人。她是一种经历。”塔德在认识瓦尔几周后如此总结道。
她很高，有将近一米八，骨架很大，丰满结实。她的嗓门也很大，即便用正常音量说话，几十米开外也能听得很清楚。米拉心想，可能她是控制不住吧，并下意识地撇撇嘴。她虽然年纪与米拉相仿，在哈佛却一点儿都不觉得拘谨。她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校园里，任披肩在身后飘扬。她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披肩——西班牙的、希腊的、俄罗斯的和亚利桑那州的。她穿靴子，走路时有点儿内八。她喜欢放声大笑，和谁都能说上话。有时还会说点儿下流话。
米拉被瓦尔吸引，因为她们年龄相仿，还因为瓦尔似乎拥有她所缺少的经历和知识。可瓦尔说的话总让她感到震惊，而且那种直白的、露骨的表达方式，有时会让她恼火。瓦尔不像别人那样守规矩，好像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让米拉有种微妙的威胁感。她说不清这对她有什么伤害，但仍觉得有点儿受冒犯。她默默地在心里把瓦尔的言行归纳为“心直口快，为所欲为”。有时候，在雷曼餐厅待烦了，伊索、瓦尔和米拉会到街对面的托加餐厅吃午饭。米拉叫一杯咖啡，伊索点一杯牛奶，瓦尔则要啤酒——海量的啤酒。即便话题变得很私密，瓦尔也依然会刨根问底，她能把每个话题都引向私密的方向。无论谈到什么，她都会扯到性，而且她说起那些与性有关的字眼时，就如平常语言一样随意。米拉能够忍受“肏蛋”这个词，因为诺姆常说。但其他更过火的词就会令她震颤一下，然后紧张地四处张望，看看大家是否和她一样震惊。
伊索对米拉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或者说，这正因为她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和了无生气的眼睛，以及那不动声色地讲有趣故事的样子。伊索打动了她，而米拉本身是个含蓄、内向的人，如今却有强烈的冲动，想要伸出手去，触碰她朋友的身体或心灵。可伊索的超然感有点儿拒人于千里之外。伊索可以谈论任何话题，但从不谈论自己。她会问别人一些私人问题，但都无伤大雅，不会触怒别人。“小时候你最喜欢的牛仔明星是谁”“你十几岁时喜欢读什么书”或者“如果你有很多钱，想买什么车”，这些问题总会引发生动的讨论，而谈话的氛围往往都是自由的、孩子气的，感觉就像玩耍一样，因为他们讨论的话题似乎都很幼稚。可是，当说到罗伊·罗杰斯 [8] 、独行侠 [9] 和詹姆斯·阿尼斯 [10] 时，伊索的一双眼睛会盯着大家的笑脸，她观察着、聆听着，听到了表面之下的东西。之后，她会说：“我觉得埃利奥特是一个敏感的人，因为恐惧而表现出专横，因为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不够男子气。他傲慢的外表下面，跳动着唐托 [11] 的心。”她对这个讨人厌的年轻人，给予了别人做不到的宽容和理解。
米拉、瓦尔和伊索组成了一个三人组。她们跟凯拉和克拉丽莎也熟识，很喜欢她们，不过她们都结婚了，因而生活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也有其他学生穿梭于各种聚会间，但这三个女人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艾娃很少参加哈佛的聚会，但她经常和伊索一起来看瓦尔和米拉，时间一久，她讲话越来越自在，也不再偷偷瞄别人了，拜访的时间也更久了。
米拉也渐渐不再注重自己的外表。她穿着更随意了些，虽然没穿牛仔裤，但也是穿休闲裤、柔软的衬衫或毛衣以及低跟靴。她不再染发，任由她的头发长回原来的暗褐色。走在街上时，也会去看街边的景色，而不是注意自己的形象。她感觉孤单、孤立，但那种感觉并不算糟糕。如果她能够爱上一个人，那该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
她把这种感觉告诉瓦尔，可瓦尔对此并无共鸣。
“嗯，你不是有过爱的人了吗？”
“是吧，我结过婚。”
“对，但你真的爱他吗，他是什么样的？叫诺姆，对吧？我是说，你看着他、和他说话的时候，有没有爱的感觉？还是那只是一种习惯呢？”
“那是一种安全感。”
“你还想要那样的安全感吗？”
她们正在瓦尔家的厨房里。米拉和伊索过来吃晚饭，艾娃去上舞蹈课了。瓦尔的房间也在一栋三层小楼里，但那里的天花板很高，百叶窗很大。房间是白色的，看起来很干净，窗台上摆着一丛一丛的植物，有藤蔓类的，有盆栽，窗边摆了一张低矮的柳条桌。没有窗帘，只有竹帘子，照进房间的阳光被植物反射出清凉的绿色。两张矮沙发套着鲜艳罩子，铺满靠垫，屋里还有几把白色的藤条椅，椅子上铺着漂亮的绿色和蓝色垫子。靠墙摆着一个大书架，墙面挂满海报、版画、非洲面具以及木雕人像。
“真漂亮啊，瓦尔，”米拉进去就说，“你是怎么布置得这么漂亮的呢？”
“我们刚住进来时这里又脏又乱。但克丽丝和我，”她说着搂住女儿的肩膀，“一起磨平墙面，上灰泥，再磨平，然后刷漆。可好玩了，是吧，克丽丝？”
那女孩瘦弱、苗条，长得很漂亮，却有些闷闷不乐。她轻轻从母亲的臂弯里抽身出来。
“克丽丝正在青春期呢，所以她恨我。”瓦尔笑着说。
女儿的脸涨得通红，嗔怪一声：“妈！”就离开了房间。
“磨平、上灰泥、刷漆都是你做的？”
“当然，那又不难。”
米拉跟着瓦尔进了厨房。“我得去切菜了。”瓦尔抱歉地说。
克丽丝坐在餐桌旁，正以低沉而严肃的语调和伊索交谈。瓦尔和米拉进来时，她们起身慢慢走出厨房。“我们这次谈话要保密。”伊索朝瓦尔挤挤眼睛，又回过头去和克丽丝说话。“没错，比如，如果你将十五世纪的佛兰德艺术和十六、十七世纪的佛兰德艺术作对比，就可以看出来。那其中表现出对物质和财富的迷恋。他的观点是，在尘世里，财富是上层阶级的标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尔文主义被世俗化了，被转换成了资本主义……”她们边说边走出去了。
瓦尔朝米拉扮了个鬼脸：“我那早熟的女儿啊。”
“她多大了？”
“十六。二月份就满十七了。她在读高年级了，有点儿早熟。”
“她很漂亮。”
“是啊。”瓦尔切着洋葱说。
米拉在厨房里踱步。这里宽敞明亮，窗台上的植物依着窗户攀缘。圆桌上铺了一块艳丽的条纹桌布，水槽前的地板上铺着一块鲜艳的大地毯。一整面墙边摆着的一米高的搁架上，码放着几十种香料，有的米拉连听都没听说过。柜台上放着一排排明晃晃的塑料质地、红红绿绿的小罐子。
另一面墙上也贴满了“墙纸”。米拉走过去看了看，发现是从书上或杂志上剪下来的页面。有波斯的、印度的，还有中国的，都是些有点儿色情的画。米拉移开视线，走到窗边，深深地吸了口气。“你的婚姻维持了多久？”她紧张地问。
“太他妈久了。”瓦尔正往炖着的肉上倒酒，“四年。他很浑蛋，和其他男人一样。但我已经不恨他了，不恨他们了。他们也没办法。他们生来被培养成浑蛋，我们生来就是天使。我们当天使就是为了他们能当浑蛋。你没法打破这样的规则，他们也不能。”她笑着说。
“你是说，你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吗？”米拉小心地问。
“想不出我为什么要结。”瓦尔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同时用一个小勺子舀香料。她把香料拌入肉中，转身对着米拉，“怎么，你想再婚吗？”
“我想过。我是说，我以为我会再婚。大多数离婚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对吧？”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虑。
“我想是吧，数据统计结果是这样的，但我认识的大多数女人并不想再婚。”
米拉坐了下来。
“我觉得她们应该很孤独吧。你不也是吗？哦，对了，你还有克丽丝。”
“孤独，就看你怎么看待它了。就比如贞洁，只是一种心态而已。”瓦尔笑着说。
“你怎么能那么说呢？”米拉的声音尖锐起来，“孤独就是孤独。”
“我想，你可能很孤独，”瓦尔对她笑笑，“可是，你没离婚的时候就不孤独了吗？有时候，一个人不也挺好吗？你独处的时候会感到难过，难道不是因为社会告诉你孤独很可悲吗？你希望有个人能明白你心里的每种想法。即便存在这样一个人，他——甚至她，也没法完全做到吧？同床异梦才更可悲。我觉得，只要你有几个好朋友，有不错的工作，就不会觉得孤独了。我认为孤独是爱幻想的人创造出来的，它是某种神秘的浪漫。另有一种说法：当你找到自己的梦中情人，就再也不会觉得孤独了。这也是禁不起推敲的。”
“你说得太快了，”米拉说，“我跟不上。”
这时，伊索冲进厨房来，大笑着说：“天哪，我的天哪！克丽丝真是了不得，她找出了托尼 [12] 的很多漏洞。我得叫她去读他的书，去和书争，别和我争，她太能说了！”她往自己和米拉的杯子里倒了点儿酒，“你怎么看这件事，瓦尔，你怎么应付她的？”瓦尔点点头。她在往一个玻璃量杯里加奶油。她微笑着简短地说：“不要理会她。”接着又转向米拉，“这就是我教育孩子的理论。我对什么事都有一套理论。”她投给米拉一个优雅而略带歉意的笑容，米拉不由得有点儿喜欢她了，“其实，克丽丝的问题在于她很害羞。我们经常搬家，她没有同龄的朋友。我也会鼓励她出去，但你也知道十六岁、又害羞的女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晚饭在厨房里吃——这儿没有餐厅。
“希望你喜欢奶油芥菜汤。”瓦尔说。
奶油芥菜汤？不过，闻起来还不错。
“每次做这道菜，我都会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当时我对他很有好感，但我们在暧昧阶段，需要我主动一些。但男人太迟钝了。总之，事情进展到了那一步。我很紧张，拼命想讨他欢心，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这时，克丽丝溜到了她身边：“又在讲男人了？”
“为什么不能讲，他们是人类的另一半，不是吗？”她母亲嗔怪地说。
“男人，男人，男人，”克丽丝用一种略带嘲弄的声音说，“我讨厌女人们老是谈论男人。你为什么就不能谈谈资本主义呢？至少我还能学到点儿东西。”
伊索用餐巾纸掩着嘴，咯咯轻笑。
“我已经把我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全都教给你了，克丽丝，”瓦尔从容地说，“它很简单，只是一场游戏，你明白吗？首先，那些贪婪的人先积累起财富，然后，他们制定了游戏规则，以保持他们已有的财富，之后就非常简单了。富人管束穷人，于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我也曾经玩过这种游戏。”
克丽丝不屑地看了母亲一眼：“你犯了把事情简单化的错误了，妈。”
“你有更好的解释吗？”瓦尔不满地瞥了一眼克丽丝，挥动着手中的勺子。米拉意识到，母女俩的游戏开始了。
“我的论文写好后你可以看一看，”克丽丝说，“是社会学课的论文，那个老师简直就是一头蠢猪。他觉得黑人小孩都是牲口，他甚至真的那样骂他们。他还认为约瑟夫·麦卡锡 [13] 是位被中伤的圣人。”
“那么你觉得他也是一只动物咯，你说他是猪。”
克丽丝朝她母亲扮了个鬼脸：“可让你抓住把柄了。不管怎样，你一定会觉得我的论文有趣。他肯定会给我打f的。”
瓦尔看着女儿，她的表情温柔，满是爱意和心疼。
“剑桥的学校是个恐怖的地方，”她对米拉说，“充满了阶级纷争。底层的白人试图控制黑人，于是黑人学生满怀愤怒，白人也很害怕，就像埋了定时炸弹。谁知道哪天……我希望克丽丝能在它爆炸之前离开那个地方。”
“哦？”克丽丝戏谑道，“我还以为你是个激进主义者呢。”
“呸，胡说，才不是，”伊索说，“你妈自己会向丑恶的东西丢炸弹，但她不想让你牵扯进去。”
克丽丝听了很高兴：“这可是你说的，不是我。”
瓦尔站起来撤走汤碗。克丽丝也马上起身帮忙。瓦尔又把另一些菜摆上桌——一碗以奶酪装饰的菠菜蘑菇沙拉、一份面条、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勃艮第红酒炖牛肉。克丽丝在一旁协助母亲。母女俩沉默不语，但配合默契。桌上还有法式面包，又上了些酒。克丽丝洗好碗，坐了下来。桌面上飘起阵阵香气。
“那汤美味极了，”米拉说，“做汤之前你正说什么来着？你说你很爱那个人……”
伊索咯咯轻笑：“给她讲讲爱情，瓦尔。”
克丽丝咕哝道：“等吃完甜点再说吧。”
伊索笑得很小声，几乎是压着嗓子笑的，完全止不住。她一边笑，一边催促瓦尔：“继续。”
“我能安静吃顿晚饭吗？妈！”克丽丝怒气冲冲地说，语气听起来很严肃。
“怎么说话呢，克丽丝，”瓦尔说，“你今晚怎么这么暴躁？”她转身对米拉说：“没什么。他就是喝完汤以后吐了。不是因为汤不好喝，他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那些个晚上，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他 来，他 就奇迹般地来了。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不明白，真的。”
“爱情，就是坠入情网的感觉呀！”瓦尔往酒杯里斟了些酒。
“瓦尔讨厌爱情。”伊索脸上带着顽皮的笑容解释说。
米拉朝瓦尔眨了眨眼睛：“为什么？”
“去他妈的。”瓦尔抿了一口酒，“所谓爱情，都是我们臆想出来的，就像圣母马利亚一样，就像说教皇是绝对不会犯错的，国王的神权是不可侵犯的，都是胡说八道，是那些聪明的男人构建出来的。这些东西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
“好了，瓦尔，这次就少点儿理论吧。”
“好吧，爱情会使人神志不清。古希腊人就知道这一点。爱情就是通过幻想和自我欺骗来控制理性。你失去了自我，你就失去了掌控自己的力量，你甚至都没法正常思考，所以我才讨厌它，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认为凡事都是理性的，用‘非理性’这个词只是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一事物。我也不认为理性与欲望是分开的。一切事物都来自自我中的各个部分，可我们却觉得自己对其中某些部分的了解要比其他部分多。但是爱情与自我没有关系，从构造上来说，它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一种疯狂，还有其他许多……”
“瓦尔……”伊索朝瓦尔晃了晃叉子。
“爱情是那些你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是生活中的现实。如果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会感到受到了欺骗。你感到无聊而焦虑，因为你没有遇到爱情。所以，有一天你突然遇到了这个人，你心花怒放，觉得他太迷人了！他是什么身份根本无所谓。你的爱情如此突如其来，他可能正在与人辩论，可能正在马路边切割混凝土，脱掉衬衫，露出晒黑了的后背。这不重要。即便你之前见过他，对他没什么印象，可是，在某个时刻，当你看着他，之前对他的看法全部烟消云散。你会觉得之前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他！你一瞬间就意识到这一点，在那之前你从没发现他如此迷人！
“可你突然就发现了。那黝黑的脊梁，那有力的臂膀！当他倾身向前驳倒对手时，那坚毅的下巴，他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那是怎样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睛啊！他用手指穿过头发，如此漫不经心，连他的头发都那么柔顺！”
伊索伏在桌上笑弯了腰。瓦尔正全神贯注地表演，她的神情交织着爱慕与嘲弄。
“还有他的皮肤，天哪，那皮肤就像缎子一般。你坐在那儿，情不自禁想去触摸他的皮肤。还有他的手！多漂亮的一双手啊！强壮、精致、粗大、有力，不管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那都是一双漂亮的手。你每看到它们就开始出汗，腋窝都湿透了……”
伊索笑得被酒呛住了，不得不起身离开。不过，她只是走到了厨房门口。瓦尔并没有注意到。
“每当你看到那双手，就会想象它们游走在你身上。你害怕注视这双手，因为看着他的手，你的身体就会情不自禁开始兴奋，仿佛它们正在触摸你。在如此美妙的地方，他的手抚摸着你的身体！天哪！你将目光从他手上移开。可那手臂如此强壮、温柔，造物主造就它们就是去控制、去拥抱、去保护、去安慰的。可同样是这双手，也能将你折成两段，将你推向深渊。这就是有趣的部分，那双手臂是无法预测的，它们可以抚弄你的身体，也可以将你撕碎……”
“啧啧。”米拉听见自己发出这样的声音。
“还有他的嘴！显得那么性感、冷酷、饱满、热情，好像他能用嘴将你吞噬。可你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它。你甚至渴望它的冷酷。当他张开嘴！我的天，句句箴言！他说的每句话都带着光环，放射出智慧之光。他要么满怀深情，要么含蓄暧昧；从他嘴里说出的话都蕴含深意。他转身对你说‘外面下雨了’，你见他眼里闪烁着光芒，他正在暗示今晚希望和你在某处约会，你在他眼里看到了激情和欲望，看见了不可抗拒的意志，而那些意志都指向你！或者，他正在谈论政治，他的每种看法都好有见地，你不明白屋子里的其他人为什么不像你一样想跳起来亲吻他的足尖，他简直是救世主。当他转身对你笑的时候，你希望自己缩成一个小球，滚落在他脚边。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世界都停止运转了。你想去死，想拿起一把刀，刺进自己的心脏，站在屋里大声宣告：‘如果他不爱我，我就不想活了！’他每次把头转开，你都会崩溃，你不仅嫉妒其他女人，还嫉妒男人，甚至墙壁、音乐和那该死的沙发上方的版画。
“好了，你们终于在一起了。你的热情已经到了极限，你或多或少地知道这一点。你知道，其实是你让这一切得以发生，所以你不相信它。你一直觉得，是你让他邀请你喝咖啡、吃晚餐、听音乐会，或者做其他什么的，可是，一旦你失去自我控制，哪怕只有一分钟，那种魔咒就会被打破，你也会永远失去他。所以，每当和他在一起时，你就很高兴，充满活力，你的眼神有点儿疯狂却很迷人，你的行为都很妥当，但行为本身和你无关，你只是在表演，就像某人站在舞台上，表演那个你以为可以借此得到他的角色。你还很害怕，因为你已经有点儿筋疲力尽了，你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可他每次出现的时候，你都撑过来，继续演下去了。
“大多数情况下，女人就应该微笑、倾听、做饭。他只花十二分钟就可以将你一下午的努力塞进嘴里，你还会爱慕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再过一段时间，他做了你想做的，和你上床——当然，如果你并不想，那又另当别论了，我没试过。我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你让他上了你的床，一段时间内，一切都很美好。你从没有过那样的性生活，他是你遇到过的最佳床伴。这是真的。你们沉浸在爱情的温暖中，你们做爱、吃饭、交谈，一起散步，不分你我。你们水乳交融，被温暖的、热情的、鲜艳的色彩环绕着，一切都如此顺利，你随波逐流，感觉自己的人生从未如此幸福。你们心心相印，钟情彼此，即便他在另一个房间，他觉得冷你也能感觉到。每一次你触摸他的皮肤，或者他触摸你的皮肤，都像触电一样，仿佛你身体里带着闪电，仿佛你们都是宙斯。”
米拉听得目瞪口呆。伊索回来了，又往杯子里添了酒，但她什么话也没说，似乎在咧着嘴笑。克丽丝坐在那里，低着头，用叉子拨弄着食物，表情木然。瓦尔完全陶醉了。她刚做了饭，又喝过酒，脸微微有些发红，她高举起酒杯，不住地比画着，两眼盯着伊索上方墙上的某处。
“这个时候你不会去想赚钱啦、上学啦这些讨厌的俗事。你的感官和内心似乎紧紧相连，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长一段时间，或许有几个月，你都处于这种状态，逃课、失业，或是被赶出家门，等等。这都没什么，因为除了爱，什么都不存在。你开始妄想，觉得全世界都在和爱人们作对。你觉得这一切太不公平了，觉得其他所有人都麻木、愚蠢、冥顽不灵，不懂生命的热情。
“然后有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你们坐在一起吃早餐，你昨夜宿醉未醒，看着心爱的人坐在对面，英俊潇洒、金光闪闪，你的爱人张开他那玫瑰花苞一样的嘴唇，露出白得耀眼的牙，接着，他说了一些愚蠢的话。你的整个身体僵住了，心里一凉。你的爱人从没说过这样的蠢话。于是你定睛看着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让他再说一遍，他就又说了一遍：‘外面下雨了。’你向窗外望去，晴空万里。你说：‘不，外面没有下雨。也许你该检查检查你的眼睛，或者耳朵。’你开始怀疑他的所有感官。一定是他的感官一时出了问题，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即便如此，这个错误也不应该影响到爱情。难道锁、隐形眼镜和助听器会成为爱情的障碍吗？你安慰自己，只是宿醉未醒而已。
“可这仅仅是开始。因为从那以后，他不停地说出蠢话。你则一次次吃惊地看着他，我的天哪，你知道吗，你突然发现他瘦得皮包骨！或者无精打采，或者很胖！他的牙齿东倒西歪，他的指甲很脏。你突然发现他会在被窝里放屁。他真的不了解亨利·詹姆斯！这阵子他一直说他不了解亨利·詹姆斯，你曾经还以为，他对詹姆斯那番奇谈怪论体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可是你突然发现，他是真的不懂。
“这还不是最糟的。因为在那几个月，你曾把他当作下凡的神仙来崇拜，而他也一直相信自己就是神。现在，他正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他自负、盲目、迟钝，就像所有被你唾弃的男人一样，可这一次，是你的错！是你一手造成的。是你！都是你！天哪，是你造就了这个怪物！这时你会想，他也参与制造了你的幻觉。若没有他的合作，你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你因为自欺欺人而讨厌自己（你告诉自己，你自欺欺人是因为他，不是因为爱情），你又因为他相信了你的欺骗而讨厌他，你觉得愧疚、自责，于是你试着慢慢地解脱。而现在，你转而试图摆脱他。可他紧抓不放，他不明白，你怎么会想要抛弃一个神呢？他拯救了你，这可是你说的。他是你迄今为止最爱的人——那是什么时候说的来着？他一直对你的话深信不疑，可事到如今，你还能说什么呢？他又不是你最爱的人了？可他是啊，曾经是。‘所以，这个时候，’他明智而审慎地点着头说，‘我也没办法了。好好想一想。我渐渐习惯了你的存在，可能女人不喜欢那种感觉吧。’你能说什么，才不会彻底摧毁他那脆弱的男性自尊，才不会令他把你当成一个受骗的傻瓜或者骗子呢？”
瓦尔停下来喝了口酒。米拉屏息静气，直直地盯着她：“那你是怎么做的？”
瓦尔放下酒杯，以最平淡的语调说：“当然，他们会觉得你一定是有别的男人了。你知道吗，他们唯一能理解的东西就是主权。如果你抛弃了他们，那简直太不可思议、太伤自尊了。如果你投进别人的怀抱，那虽然很糟糕，但还可以理解。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被你抛弃也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他们不会一个人面对孤独，你也不过是又一个水性杨花的婊子。就是这样，游戏就是这样玩的。你一定得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过，”米拉犹疑地说，“如果说曾经爱过，那时候也还很年轻……”
克丽丝同情地看着米拉，转身对母亲说：“妈，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
“他们当然跟我一样，”瓦尔欢快地说，“他们只是暂时不知道而已。”
瓦尔就是这样的思考方式，总是很绝对，没必要再和她争执。而且，她常常是对的，让你不得不忽略她的傲慢。那是她的一部分，就像她坐着时喜欢比手画脚，抽烟时喜欢把烟夹在指间在空中挥舞一样。时间一久，你就会觉得，瓦尔那放肆的言行其实是无害的。比起其他人，她并不见得更爱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她只是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已。
11
十月，是剑桥最美的时候。阳光照在红砖砌成的人行道上，金灿灿、红艳艳的树叶给阳光染上了一层朦胧、柔软的色调，天空湛蓝。秋日的空气温柔、灰白，传递出淡淡伤感，脆弱的树叶在脚下发出悲伤的声音，这让秋天成了一个凋敝的时节。而在这里，成千上万个年轻的新面孔和为迎接新年而穿梭忙碌的身影，让这种凋零感烟消云散。
米拉对自己的课程不怎么感兴趣，但阅读书目是一大挑战。她在图书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并往来于各个书店，她感觉，这种深入、广泛的阅读让她的思维打开了。她主要阅读原始文献，而且只将各种选集作为研究指南。相对之前的阅读习惯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欣喜的改变。
她挂上了窗帘，买了一些抱枕和几株植物，举办了她的第一场晚宴派对。她邀请了伊索、艾娃、瓦尔和克丽丝。她在那小小的厨房里，围着熏黑的炉子，尽可能像她们那样优雅地忙活着。她准备了烤鸡，因为实在想不出更特别的食物了，但看她们的反应，好像她做了一顿盛宴。晚餐结束时，她高兴得满脸通红。她在餐桌上摆了红色的康乃馨，艾娃很喜欢它们，还兴奋地叫起来，看她的样子，仿佛那些花朵在她的灵魂里生了根，仿佛她的肉身被它们包围着。
“你喜欢就带回去吧。”
艾娃瞪大了眼睛：“我吗？哦，不行，米拉。我只是很喜欢而已。”
“你带回去，我会很高兴的。”
“真的吗？谢谢你，米拉！”看艾娃的样子，好像米拉给了她很珍贵的东西。她抱了抱米拉，把脸埋进花朵里，一遍又一遍地谢米拉。艾娃的反应太夸张了，会让人觉得有点儿假，可即便认识不久，米拉也相信，显而易见，她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晚饭过后，她们坐在客厅喝酒。
“拿你的生活来说，”瓦尔对伊索说，“你在一个柑橘种植园之类的地方长大，你冲过浪、游过泳、滑过雪，还曾背包环游世界，你在急流里划过独木舟，你曾骑自行车穿越肯尼亚。再以我为例，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精彩，但我去过很多地方。克丽丝和我乘坐一辆巴士游历了欧洲；我们在南方帮忙登记选民；我们在印第安保留地教过书，做过基本的护理工作；我们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动员人们反抗剥削他们的矿业公司；多年来，我们为和平运动、剑桥的学校和城市问题出过力……”
“妈，那是你，我可没有。”
“或者，艾娃……”
她将视线从花朵上移开：“哦，我什么也没做。”
“你做了。到目前为止，你独自生活了好几年，你靠一份无聊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养活自己，住在旧房子里，为了赚点儿钱能每晚学芭蕾舞，那也需要勇气和力量……”
“那只是我的爱好。”艾娃小声地反驳。
“那你觉得电视和电影里又放了些什么呢？老一套的人物、‘性感尤物’，还有家庭主妇——这还是他们费心去找女性角色的时候……”
“她们有三种类型：女主角、坏女人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人。女主角金发、品行端正，性格温驯得跟面包卷似的；坏女人总是深色头发的，最后会被杀死，她所犯的罪就是性；那个介于好坏之间的女人，或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不管怎样，她最后往往也会死。”伊索笑着说。
“我一直想当坏女人，”艾娃说，“可有时候，女主角的头发也是深色的。”
“其实，还有另一种类型，”伊索沉思着说，“没有性欲的。你知道吧，没有性欲的多丽丝·黛 [14] 就像个小男孩一样四处胡闹，没有性欲的洛克·赫德森 [15] 像年纪更大一点儿的小男孩。猫王也是那样，披头士乐队也是。”
“那倒是真的，”米拉附和道，“无性的，或是中性的，就像凯瑟琳·赫本一样。”
“或者嘉宝，或者黛德丽。”
“或是那个娃娃脸、扎着辫子的朱迪·嘉兰。”
“或者弗雷德·阿斯泰尔 [16] ，你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做爱的样子。”
“为什么，是你们假设的吗？”米拉问她们。
“也许是因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真正的男人就必须有男子气概，不能走可爱路线。或许那些中间人物，也就是那些无性和中性的人，可以逃避这种道德压力。”伊索说。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魔鬼。”艾娃小声咕哝着。
“但你的行为更像天使。”米拉笑着说。
“五岁的时候，我穿了件新礼服，兴高采烈地跑到院子里给爸爸看，我感觉自己漂亮极了，转圈给他看，裙子飞了起来，内裤露了出来，然后，爸爸把我抱进屋，用皮带抽我。”
她们看着她。瓦尔皱起了眉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那你现在对他是什么感觉？”她问。
“我爱我爸，但我们经常打架。我不经常回家，因为我们总是打架，那样妈会很难过。我上一次回家还是两年前的圣诞节，因为我说不喜欢林登·约翰逊，爸就打我，他直接伸手过来，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你们知道吗，真的很疼，疼得我眼泪都冒出来了。于是我拿起柜台上的一把叉子，就是那种用来翻肉的长叉，照他的肚子戳了下去。”她用那种柔和的亚拉巴马州口音说着，神情像个孩子，长睫毛下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你伤到他了吗？”米拉惊骇地问。
“你把他杀了吗？”瓦尔笑着说。
“没有。”艾娃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但我肯定让他流了不少血！”她咯咯笑了出来，笑得愈发大声，“他一定吓坏了！”她直起身，又补充道，“我告诉他，他要是再打我，我就杀了他。可现在我很害怕回家，因为如果他打我——他会的，因为他就是这样一头蛮牛——我就不得不杀了他。我不得不杀了他。”
“他会打你妈吗？”
“不，他也不打我哥。自从我哥长得比他壮后，他就不打了，但他最常打我。”
“打是他表示爱你的方式。”瓦尔干巴巴地说。
“没错，”艾娃抬头看着瓦尔，“是这样的。他最爱的就是我，这点我是知道的。”
“是在训练你。”瓦尔又说。
艾娃盘腿坐在地上，手里捧着那瓶康乃馨。她把脸埋进花朵中：“好吧，可我不知道训练了我什么，因为我什么也不擅长。”
“艾娃，不是那样的！”伊索抗议道。
“我就是什么也不擅长！真的！我想弹钢琴，但我很害怕在别人面前弹；我想跳舞，可我年龄太大了。我只能整天敲那台老旧的打字机，这个我做得很好，可是越做越无聊。”
伊索对瓦尔和米拉说：“艾娃只在十二岁左右上了几年的课，后来在大学里又学过两年，但她就弹得很好，他们还让她上台和克利夫兰交响乐团 [17] 一起演奏。”
“伊索，我只是赢了一场比赛。”艾娃急忙纠正，“你有点儿夸大了，那只是一场比赛而已。”
“但那已经很棒了！”米拉惊叹道。
“不，不是的，”艾娃又埋下头看花，“我太害怕了，我感觉自己再也不会上台，再也不会有那样的经历了。太可怕了。所以，我的钢琴之路到那儿为止了。”
“那你为什么不跳舞呢？”米拉继续问，“你还不算老啊。”
艾娃抬起头看她：“太老了，米拉，我都二十八了。我几年前才开始跳舞……”
“她跳得很棒。”伊索打断她。
“这个嘛，”她匆匆瞥了伊索一眼，又转头看着米拉，“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手，我表现得很好，可是有点儿太迟了。”
“她应该从小开始上课的。二年级的时候，她坐下来弹钢琴，只是随便弹了几下，老师还以为她学过。”
“呃，我在收音机里听过。”
“你本应该去上课的。”
“可是，爸妈的情况不是很好，他们可能从没想过送我去。你知道吗？想都没想过。”
“我倒希望我妈是那样。七岁那年，我经常画画，于是，妈就跑去给我找了一个美术老师。他真是个可怕的家伙，他就住在下面的街区，靠教画画换碗饭吃。多讨厌的人！”克丽丝皱了皱眉。
“那确实是我犯下的少数错误之一。”瓦尔承认道。
“那是你的错，可受罪的却是我，”克丽丝打趣地说，“做爸爸的罪过啊……”
“我不是你爸爸。”
克丽丝耸了耸肩。“妈咪，你得承认，你永远是我唯一的爸爸。其他人不过是空有父亲形象而已，像是戴夫、安吉、富奇、蒂姆、格兰特……”她边说边掰着指头数，同时还顽皮地对瓦尔扮鬼脸。
“或许没有爸爸还更好，”艾娃忧伤地说，“你曾希望自己有个爸爸吗？”
克丽丝一脸严肃地看着她。“有时候吧。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想象，有个人晚上回家来，咯吱窝下夹着报纸，”她咯咯轻笑着，“然后拥抱你或什么的。”她说完又笑了。
“那是爱人，克丽丝。”伊索笑着说。
“还有，带我去别的地方，真正玩的地方，比如动物园，你懂的，不像我妈一样带我参加反战游行。”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去动物园？”
“我不想去，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那就好，因为我讨厌动物园。”
“那马戏团呢？”
“我讨厌马戏团。”
“我看你是讨厌任何没有语言的东西。”
“没错。”
“我喜欢马戏团，”伊索说，“我带你去，克丽丝。”
“真的吗？”
“一言为定。等下次去波士顿的时候。”
“太好了！”
“我也可以去吗？我喜欢马戏团。”艾娃喊道。
“当然，我们大家一起去。”
“我小时候就是个小魔鬼。我曾经不买票偷偷地溜进去。”艾娃咯咯轻笑着说。
“可真是够坏的。”瓦尔低声说道。
“她的真名叫黛丽拉 [18] ，如果你被取名黛丽拉，你会怎么想？”伊索坏笑着说。
“伊索！”艾娃站了起来，瞪了伊索一眼，然后转向其他人，“是真的。我跟着艾娃·加德纳 [19] 把名字改成了艾娃。我妈叫我黛丽拉·李。”
“那就是你，”伊索亲切地说，“妖女黛丽拉和安娜贝尔·李 [20] 的结合体。”
“我宁愿是玛戈·芳婷 [21] 。”她气鼓鼓地回嘴。她的背绷紧了，一双眼瞪着伊索：“你想让我变成这些人，你觉得我是个妖精。你还觉得我快死了吗？”
“你就是个妖精啊，艾娃！你随时随地都在调情，不停地抛媚眼儿，不是吗？你的笑容和举止也很羞怯动人。你甚至都没法给车加油，当你走进去时，整个加油站的男人都不干活，光顾着看你了。”
“好啊！”艾娃生气地说，“他们还能有什么用？男人就是用来得到东西的工具。我要是知道怎么使用他们，那就太好了！”她的身体紧绷，攥紧了拳头，脸上那娇俏而羞涩的神情不见了，突然变成了愤怒。她看上去高贵、有力却又沮丧。
“你当然知道怎么使用他们。”伊索勉强地说。
艾娃又把脸埋进了康乃馨里。“你说得我好像一直试图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似的，可我没有。你那么说可不对。你知道，一直都是他们在找我，哪怕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你知道在地铁上是什么样子，还有昨天，我们去杂货店时，那个男人的反应，或是楼下公寓里那个。我并没有向他们索取什么，我不需要他们。大多数时候，我不需要男人。我只需要音乐。”
她们都默默地盯着她。
“别人盯着我看，我就不自在。”她低着头说。
“如果可以做世上任意一件事，你最想做什么？”伊索换了一种欢快的语调问。
“跳舞。在真正的芭蕾舞剧中，在真正的舞台上。”
伊索又转身问瓦尔：“你呢？”
瓦尔笑了笑：“我想要的并不多，只想改变世界。”
伊索又问米拉。“我不知道。”她略带惊讶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想要……生活。不管这生活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
“克丽丝呢？”
“我也不知道。”她那年轻的脸上透出一种近乎悲伤的冷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每个人都快乐。我愿意帮助全世界忍饥挨饿的人。”
“很崇高的想法啊。”伊索笑着对她说。
“你呢？”
伊索笑了：“我要去滑雪，真的。每当滑雪时，我都有强烈的满足感。我不像你们那么认真。”
“可那也是一件认真的事，”艾娃甜甜地说，“和跳舞一样认真。”
“不，一个是艺术，一个只是玩乐。”她啜了一口酒，“可我又在想，我现在在这儿究竟是在做什么。”
瓦尔抱怨道：“我们又得讨论这没意思的话题了吗？”她转身对着艾娃，“每天，从早到晚，大家就坐在雷曼餐厅，喝着咖啡，抽着烟，捶胸悲叹，探索我们的灵魂，只为搞清楚我们他妈的为什么来这里。”
“好吧，我也在想，你们为什么来这里。这个地方这么可怕，”艾娃哆嗦了一下说，“谁也不和别人说话，即便说话，也总是谈一些奇怪的事情。”
“可你们为什么不离开呢？”克丽丝看着她们，又转身问她母亲，“你为什么不在乡间买一座大农场呀？我喜欢在乡下和猪啊牛啊什么的生活在一起。”
“确实。”伊索插了一句。
“我们大家可以住在一起。我真的很喜欢住在公社 [22] 里，只是有些人太古怪了。但如果和你们住在一起就太好了。我们可以轮流劈柴什么的。”
“克丽丝，你不知道‘什么的’不是‘等等’的同义词吗？”瓦尔说。
“艾娃可以跳一整天的舞，伊索可以滑一整天的雪，妈可以每天早晨出门改变世界，米拉可以坐下来想想自己要做什么，我呢就去骑马。”
大家都觉得那样太好了，马上开始着手规划：房屋的大小、位置，要养什么动物，谁负责养哪种动物。她们因为猪而争论起来，伊索坚持认为它们很干净，艾娃则坚决不愿意养。她们还因为其他的家务琐事争执不休，艾娃坚决不做那些事。她唯一愿意做的就是喂鸡。
“我喜欢小鸡，”她叹息道，“它们会叽叽叫。”
这些争论最终以捧腹大笑告终。她们感叹人类实现社会和谐真是很难。
她们走后，米拉洗了碗，拿了一瓶白兰地到客厅。她关掉灯，坐在窗边，呼吸着十月份寒冷而潮湿的空气。楼下的过道里传来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她听着，直到那声音消失。
她的胸中涌起一种充实、鲜活而又奇怪的感觉。她在想伊索和艾娃之间的关系，伊索就像艾娃的母亲。还有克丽丝列出的那些名字，他们是瓦尔的情人吗？瓦尔会当着女儿的面把男人带回家吗？瓦尔不介意克丽丝那样说话吗？当然，她自己有时也那么说话。但克丽丝才十六岁啊。她思索着克丽丝提出的大家住在一起的建议。显然，那只是一个白日梦，但谈起这个话题时，为什么大家都感觉那么自由、那么兴奋呢？她觉得独身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也从未想过再婚。和那样一群朋友住在一起肯定很有趣，每天都有奇思妙想，充满了生气，不像男人们，只是一味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观点。这样一个晚上，如果诺姆在场，他一定会对她们讨论的那些话题，说话的方式，那种随性、玩耍般的愉悦氛围，以及她们的一些观点——尤其是瓦尔的——感到震惊。他一定会站起身来，看看表，严肃地说明天还有要事要办，在八点半离开。
然而，这确实很有趣。她感觉精力充沛，充满了能量。她想开始工作。她感觉以前她极力压抑的东西正在逐步释放，那种自我压抑曾令她疲惫不堪。但具体是什么东西呢，她也说不清。她唯一能确定的是，和那些朋友在一起，她可以做到完完全全的真实 。
她又想起了瓦尔和克丽丝。在她们的调侃和争吵背后，你能感觉到亲近与信任，似乎很令人羡慕。而如今，对于自己的儿子，那两个从她身体里钻出来的婴儿，她深爱着的孩子，她几乎一点儿都不了解。她回忆起自己看着他们蹒跚学步，回忆起他们放学回家后第一次念出书本第一页的单词，回忆起他们用清澈的眼睛看着她，给她讲学校发生的事，她想起了那时自己心里的感觉。她回忆起自己将脸埋进他们的床单，闻他们身体的气息。
而现在呢？她每周会给他们写信，都是一些简短而礼貌的信，和他们谈谈天气，谈谈她正在看的书，告诉他们她去了哪里。刚开学的时候，他们每人会给她回一封简短的信，后来就再没写过。也许他们并不因为离开她而感到难过。因为诺姆离开后的头几个月，她真的太可怕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和她保持着距离。她心中五味杂陈：他们是诺姆的孩子，长得像诺姆，所以她对他们感到愤怒；她因自己的失败而对他们心存愧疚——如果她表现得好一些，她和诺姆的婚姻也不至于瓦解；她心中满是愤恨。诺姆离开后，她的地位更加显而易见：一座房子和两个孩子的仆人。也许他们喜欢这样？是的，她有这种感觉，也许更甚。所以，她抛弃了他们，不是肉体上的抛弃，而是心理上的抛弃。如今肉体上她也抛弃了他们。
她猛然悲从心来。她无法道歉，也无法回到他们身边，更无法抹去他们的记忆。这世上没有公平，但也许仍旧有爱。
于是她决定和他们一起过感恩节。
12
一九六八年秋天，诺米十六岁，克拉克十五岁。他们都是安静而害羞的孩子。父母离异后，他们变得没有从前开朗了。然而，他们是典型的郊区富家子弟，贪图享乐，习惯有人伺候，害怕独立。他们抱怨父母离异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两个孩子都发育迟缓，下巴上光溜溜的。诺米的声音有时还会不受控制地变得又尖又细。上私立学校也对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面对这种变化时，诺米的反应是变得极爱交际，但成绩一塌糊涂。克拉克则变得很孤僻，经常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很久，他的成绩也很差。当米拉告诉他们她已经和诺姆商量好，让他们与她一起过感恩节时，他们只问了一个问题。
“你有电视吗？”
“没有！”米拉吼道，感到很受伤。
他们到达洛根机场时，各背着一个帆布包，手上提着一台便携电视。
瓦尔办了一场盛大的感恩节派对，邀请了十四个人，但米拉担心瓦尔会对她的儿子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借口说她很久没见儿子了，想和他们单独待在一起。她的确已经有了计划，想和他们好好谈谈，真正地交谈。她还记得他们曾试图主动和她讲话，却被她打断了，想到此，她不禁心如刀绞。
星期三那天，他们到家时已经很晚了，也累了，他们疲惫地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早早去睡了，她对此很理解。星期四，她一整天忙着做饭，他们想看球赛。可当他们想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时，遭到了她的反对。球赛还没有结束，他们生气地朝她大喊大叫。
“爸爸都允许我们看电视！”他们嚷嚷着。这下可适得其反了。
“是吗？好啊！但我就不允许！”
他们闷闷不乐地吃着饭，机械、简短地回答着她的问题。一吃完饭，他们就看着她说：“我们可以离开了吗，夫人？”
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去吧。但我希望你们能把碗洗了。”
话音刚落，他们就一跃而起，跑进房间，躺在床上看电视。那是米拉专门为他们腾出来的房间。等到他们睡觉后，她发现碗筷还是没洗。
星期五，她带他们沿着“自由大道 [23] ”散步。他们走得拖拖拉拉，当她向他们讲解建筑的特点时，他们看上去一脸不情愿的样子；当她讲到埋葬在公墓里的古人激动不已时，他们相互扮着鬼脸，说她疯了。他们倒挺喜欢“老铁甲 [24] ”，以及在北角区买的意大利冰激凌。一回到家，他们就跑到电视跟前去了。
星期六，她和他们一起穿过哈佛园，来到了哈佛广场 [25] 。他们喜欢库普商店 [26] ，还在那里买了很多唱片。她带他们去一家法国餐厅吃午饭，他们点了双份芝士堡。
“我点了法式乳蛋饼，”她让他们小声点儿，“我带你们来就是尝这个的——乳蛋饼、沙拉和酒！”
但他们大部分都剩下了，尝了尝酒，也剩下了，然后要了可乐，还对用醋、油和龙蒿叶制成的沙拉酱抱怨了一番。
在她看来，他们也有点儿奇怪。他们都长得很帅气，因为常打网球而皮肤黝黑。头发剪得很短，都穿着深蓝色的运动衣和法兰绒裤子。几个月以来，她没见过像他们一样的人，刚看到他们时，她还以为是圣约之子会 [27] 的阿拉伯人。他们称自己的父母“先生”“夫人”。诺姆就希望他们这样说话，但她从不赞同。很显然，学校与诺姆的看法一致。他们潇洒、礼貌，却很沉闷。她琢磨着他们让她想起了什么，对，是肯，那个和芭比在一起的男洋娃娃。
周六晚上，她准备炖肉。她买了一包便宜的芝士堡和法式薯条，还有几瓶可乐。他们蘸着番茄酱一起吃，说那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她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我们可以失陪了吗，夫人？”
“滚蛋！你们能不能别叫我‘夫人’了？！”她吼道。他们吓了一跳。“除此之外，叫什么都行。”她无奈地补充道。可他们并没有笑，只是困惑地面面相觑。
“听着，”她恳求道，“我不常见到你们，所以，我想和你们说说话，多了解你们，你们在学校过得好不好，还有……总之就是关于你们的一切。你们明白吗？”她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当然，夫——妈妈，”诺米赶快改口，“不过，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们很好。”
她坚持要谈下去。而无论她问什么，他们的回答永远是：“还好。”
“那好，我们来谈点儿别的。对于我和爸爸离婚你们怎么想？”
他们对看了一眼，然后看向她。“还好。”诺米说。
“你们会觉得难以接受吗？会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同吗？”
“不会，大家的父母都离婚了。”克拉克说。
“你们觉得爸爸的新妻子怎么样？”
“她还好。”
“很好，她很好。”
“你们喜欢剑桥吗？你们觉得我住的地方怎么样？”
“剑桥不错。你住的地方嘛——作为公寓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该买一台电视。”
“我想，你们和爸爸在一起会更开心吧。”
克拉克耸了耸肩说：“是啊，还可以打球。”
“他还允许我们吃饭的时候看电视。”诺米脱口而出。
“你们会和他聊天吗？”
他们又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看着她，不说话。最后，克拉克想了想说：“呃，从来不会。”
“你们对我读研究生有什么看法？觉得奇怪吗？”
“不觉得。”两人无精打采地回答。
“你们当然说得好听。”她说着站起身，走进洗手间哭起来。她告诫自己，这是在自怨自艾，况且破冰要循序渐进。她试着咽下胸中的那口闷气，用冷水洗了脸，重新化好妆，回到厨房。她离开时，他们已经把电视搬过来了。他们不想违逆她，所以没有离开餐桌，毕竟他们是有礼貌的孩子，于是他们就把电视搬到厨房来了。他们见她不高兴，于是把声音关小。她继续尝试和他们交流。
“听着，我和爸爸的事给你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真的想知道你们的感受。我并不是要审问什么，我是真的想知道。”
他们茫然地看着她，突然，诺米碰了碰克拉克的肩膀。“你看到那个传球了吗？”他激动地叫道。
米拉一气之下关掉电视，冲到他们旁边：“我在和你们说话！在和你们说话 ！”他们低下了头。她见他们因自己的失控、愤怒而感到尴尬，也许是害怕出现三年前一样的疯狂场景。她的眼泪再一次流下来。她在他们对面坐下，双手捧着头。他们一言不发地坐着，紧张地看着她。“好吧，好吧，你们不说，我来说好了。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情况。我来告诉你们我有多悲惨！”她见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但脑袋没动，“我讨厌这个地方，讨厌这些学生，他们都被宠坏了，大家都孤僻冷漠，要不是因为还有几个朋友，我已经彻底疯了！这该死的学校还歧视女人，尤其是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它就是一个该死的男修道院，我们只是穿裙子的入侵者，他们只希望那些穿裙子的人是假男人，这样我们就不会碍手碍脚，就不会坚持认为情感比道理重要，精神和肉体一样重要……”
她看见他们茫然的目光。但他们盯着她的样子，好像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即便他们不明白她的意思。
“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你们的爸爸一样堕落，好像我一无是处，是个渺小可怜的小人物，好像我就应该成为这样的人。有时候，我确实是这样。我很孤独，真他妈的孤独……”她又哭了，“你们知道吗，三个月了，都没有男人邀请我喝咖啡，一个都没有！”此刻，她在抽泣，连她自己也感到惊讶，竟不曾发现自己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她是如此悲惨，而这些感情从前深藏在黑暗和酒精之中。此刻，她已不再看着孩子们。她把脸埋入掌心，别开了头。这时，她清晰地记起了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他们就在那儿，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却与她毫不相关。他们不明白她是谁，也不在乎她是谁，只是接受她的服务。他们只是意外的产物。她还记得她因此恨他们，怪自己不理性，还记得自己指望从那么小的孩子身上寻求慰藉和关心，而他们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可她现在感觉到，他们别过脸去，离她远远的。她觉得自己完全是孤身一人了。
她忽然感到一个暖乎乎、结实的身体靠在自己身上。她抬起头，克拉克正站在她身边。他笨拙地用手搂住她的肩膀。她把头倚在他肩头，他则轻轻地拍着她的背，时急时缓，好像没把握自己能不能安慰好她。
“妈妈，别哭。”他带着哭腔说。
13
感恩节的前一天，下雪了，直到春天雪才停。剑桥的整个冬天都白雪皑皑，人行道上堆出了一道道消融不了的雪墙。我走在雪中，想着雪在文学中的象征意义，我之前对此不以为然。可是，在那一年，我感觉，自然在试着净化人类的恶行，覆盖那血迹斑斑的地球，让它安息。
也许，并没有哪一年比其他年份更糟；一年十二个月中，有多少伤痕累累的肉体，就有多少鲜血在暴力之下汇入土壤。很难统计暴力致死的数据。怎样才算是谋杀呢？人们因为政府和企业的政策而饿死，这算是谋杀吗？自然本身也会带来杀戮，正因如此，人类才有了主宰自然的想法，这似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没人相信解药可能比疾病本身还糟。或许确实不是。细菌侵入，损害人体，也算是谋杀。我想一切死亡都是暴力导致的死亡吧。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下去，永远没有答案。
可是，一九六八年给人的感觉，仍然比其他年份糟糕。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抽搐着的庞大身躯里的细胞，那身躯被无数子弹击中，横躺在地上，而马丁·路德·金、肯尼迪和“美莱村大屠杀”那些无名的受害者，正是死于这些子弹。负罪感折磨着我们，因为杀人犯正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受害者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当然，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受害者的身体在尖叫，像铁水流过大脑、胸腔和肚子，滚烫、灼热、痛苦向每个感官蔓延，缓缓地翻转、下落，一枚射入身体的小小子弹，就能让一切都成空。杀人者——那个紧张的男孩，用颤抖的手指扣动扳机，他的同谋，腋窝被汗水浸湿，收了钱的杀手则流露出毫无顾忌的眼神，那个自认将世界从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阿尔比派 [28] 中拯救出来的人，绷紧了脊背。每个人都会是加害者或受害者。一九六八年，像一个动作缓慢的杀手，跨越了一年，跨越了大陆；像是一张照片，捕捉到了一次永恒的坠落。
人皆有一死，一切死亡都源自暴力，它摧毁了生活固有的状态。那么，那一年为什么如此可怕呢？马丁·路德·金、肯尼迪或某个村庄的村民就比比夫拉的饿殍或底特律的受害者 [29] 更重要吗？或许，我只是在玩一个智力游戏，根据日历随便编造一两个年份，说这是最糟的两年，它们因而有了特殊的意义，逐渐不再那么可怕，甚至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人类喜欢想方设法感谢苦难，他们将跌倒视为幸运，将死亡看作重生。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如果无论如何你都要遭受苦难，倒不如感谢它。但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们没有去期待苦难，那我们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了。
我的思绪继续飘远。我看到了那一年和接下来一年暴力的征兆，却不是简单感知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切行为都可以只是象征符号，可只有死亡那一刻是真实的，这令我感到害怕。好像舞台上用来刺杀凯撒的道具匕首，在碰到真正的血肉时渐渐变成了真的，好像米达斯 [30] 金手指的怪诞变体——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传奇。
有的人斗牛，有的人做弥撒，有的人搞艺术，为了将死亡仪式化，为了将死亡转变为重生，或者至少是为了让它有意义。可我害怕的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将一切变为死亡的仪式。人们斥责媒体编造事件——用他们的话说是扭曲事实。许多事件只是为了被传播而策划的：游行、静坐罢工以及人们把自己绑在栅栏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一次主动策划的游行总好过围攻，象征性的抗议比真正的轰炸强。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媒体事件每天都在发生。那些壮观的场面、庄重的仪式和不绝于耳的喇叭声，那些穿着皮草、天鹅绒外套，戴着珠宝首饰的政府官员以及神职人员都参与其中，奖章宣告了地位，戒指用来索吻，权杖要你臣服，这些都算是我们如今所谓的公关事件。只是，这些事件的受益者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吸引的却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的注意力。我想，这才是问题所在。谁能比亨利四世更了解“公关”这一行为呢？为了向卡诺萨的教皇格利戈里悔罪，他能赤脚在雪地里走上几公里。 [31]
然而，哪些事件只是象征，哪些事件是真实发生的呢？你相信马丁·路德·金是被联邦调查局、被那些想要殉道的黑人激进分子，还是被那些信奉撒旦的蠢货杀死的？象征意义会根据你所相信的东西改变，而死亡是不会改变的。博比·肯尼迪曾经同情那些以色列人；美莱村民可能救助过北方的士兵。但这些推测和已然发生的事无关。在这些案件中，被谋杀的只是一个形象，而死去的人才是真实的。那些年的所有运动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从伯克利到芝加哥，那些被我们拳打脚踢的蓬头垢面的怪人和瘾君子；从加利福尼亚到芝加哥，再到亚拉巴马，再到阿提卡，那些被我们用石头砸、用枪射击的“懒惰的”黑人；那些被我们用机关枪扫射、用汽油炸弹轰炸的斜眼 [32] 越共，都在说他们并非我们认为的那样，都在说，杀戮导致仇恨，如果我们杀害他们，他们就真的会变成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尼克松去麦迪逊大道 [33] 买了一个新形象。如果把这些事件都当作媒体事件来看，或许那些死者还活着。
那么，存在于肌肉、骨骼、血液和肉体之外的真实自我，究竟是什么呢？外在形象可以内化，可以塑造言论、视野和行为。如果你一辈子都是服务员，你站着的时候身体可能会习惯性向前倾。但肉身和自我也可以分离，伽利略因而没有被烧死。况且肉身也不是固定的，它会因年龄增长、体重变化、事故、鼻子整形、染发和彩色隐形眼镜而改变。
我看见，我们赤身裸体地坐着，围成一个大圈，我们颤抖着，抬头看着天色渐暗、星星闪现。这时，有人开始讲故事，说他看到星星上有一个图案。然后，又有人讲起了飓风眼和老虎眼睛的故事。那些故事、那些形象都变成了真的，我们宁愿自相残杀，也不愿改变故事中的任意一个词。可过了一会儿，又有人看到，或自称看到了另一颗星星，她说那星星在北边，它的图案会变化，而且它还会带来灾难。于是人们怒发冲冠，开始把怒气转向那个发现它的人，将她乱棒打死。然后，他们又喃喃自语着坐了回去。他们开始抽烟。他们将视线从北方移开，不希望别人以为自己在寻找那个大逆不道者幻觉中的景象。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忠实的信徒，他们故意直视北方，看都不看一眼她所指的东西。那些深谋远虑的人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他们知道，如果人们接受另一颗星星存在的事实，所有的故事都得改写。于是，他们满腹猜疑地去寻找那些可能偷偷转过头去寻找另一颗星星的人。他们发现了几个他们以为在偷看的人，不顾他们的抗议，将他们处死。必须斩草除根。可长者们还得继续看啊，由于他们一直看着，其他人开始相信那里真的有什么东西，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身，时间一久，每个人都看到了，或是想象自己看到了，甚至没看到的也说自己看到了。
于是，地球感觉受了伤，而大自然母亲也在宝座上，通过她的“作品”发出叹息，显露出灾难的迹象。一切都完了。所有的故事都得改写，整个世界都在发抖。人们叹息、哭泣，感慨在过去的黄金年代里，也就是人们还相信那些古老故事的时候，生活是多么快乐、平静。其实，除了那些故事本身，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想，那些故事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让我们区别于狮子、公牛和那些岩石上的蜗牛的东西。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与那些蜗牛区别开来。基本的人类行为，就是呈现、创造或发明一个谎言。比如，我所在的这个世界一角流行的说法是：人可以没有痛苦地生活。他们摘掉鼻环，无视心结，拔除白发，修补坏牙，摘除病变的器官。他们还试图消除饥饿和无知，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执着地研发着没有核的桃子、不带刺的玫瑰。
真的有不带刺的玫瑰吗？对此，我也很困惑，一部分的我认为玫瑰要是不带刺就太好了，而另一部分的我却又紧紧握着它的刺，哪怕掌心还在滴血。而完整的我认为，若没有饥饿和无知该多好——可或许无知也是一种智慧。我也不想沉溺于痛苦，因为会难以自拔。也许世上一切清醒的痛苦，都已随雪化去，被雨冲走，随风而去了，否则，世界如何去承受它身上满目的疮痍？我们已经忘记了巴黎保卫战 [34] 、阿尔比派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古老故事。如今，燕尾旗，那些装饰华丽、傲气十足的马，还有貂皮和天鹅绒都已成为新的神话故事。
重点是，如果只有确定的东西是真实的——如莎士比亚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就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了，剩下的都是想象，是短暂的、易变的。就连我们的故事也是这样，尽管它们留存得比我们长久。既然除了死亡，一切都是谎言，都是虚构的，那么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死呢？
两边的人都说，回到一九六八年的愿望就值得我们为它去死，尽管那些声音最大的人几乎都不是会去死的人。有一天，在雷曼餐厅，当大家谈论“革命”这个话题愈发深入时，米拉大胆地说，革命不怎么有趣。这时，坐在吊灯下、面前放着芝士汉堡和炸薯条的布兰德·巴恩斯放下手中的可乐，看着她说：“那好，米拉，等革命爆发时，我会拦着那些革命者，让他们对你这种唱反调的网开一面。毕竟，我知道你没有恶意嘛。”他最近才加入了“新左派”组织 [35] 。
14
尽管人们感到悲哀，感到不满，但生活还要继续。米拉仍然尽职尽责地参加各种课程和派对。研究生的派对通常吵闹、没有主题、没有条理；研究生宿舍也破烂不堪，没有家具，只有立体声音响，总是播放着滚石乐队和乔普林 [36] 的音乐。研究生们可以没饭吃，但不能没有音乐。有时房间里有光一闪一闪，那是他们在跳舞。厨房里总会有啤酒、葡萄酒、椒盐卷饼和薯条，有时候还会有奶酪和饼干。有一间寝室的房门总是关着的。米拉想，那也许就是供大家“亲热”的地方吧。这有点儿奇怪，因为那里总是有许多人，如果是为了隐私，大家完全可以去其他地方。几个月后，她第一次被邀请进入那个房间，她总算知道，原来他们是在里面吸大麻。他们一边吸，一边随手传递着烟管。每当他们听到警笛声或音乐声太大的时候，他们中就会有人起身打开房门，向外嚷道：“嘿，小声点儿，你们想把条子招来吗？”
大麻似乎让他们进入了某种私密的感官世界。他们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懒洋洋地靠在床上，用力地吸着。他们盯着外面，眼神却是放空的。他们看上去很冷静，漫无目的地低声闲聊着。在她看来，他们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在同一间屋子里，共同参与了一次犯罪，从而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就像他们跳舞一样，虽然伴着同一支曲子，但谁也不碰到谁，没有人领舞，没有人跟随。你分不出谁和谁是一对或哪几个人是一起的。剑桥似乎是一个人和人彻底疏离、彼此隔绝的地方。
米拉又到其他房间去转了转。有的寝室很大，里面住了三四个学生。到处都是人，可他们说的还是在其他派对上说的那些事。她经过一个房间，史蒂夫·霍夫尔正在演他的独角戏：
“它是鸟，是飞机，是超级呼吸 [37] ！他声势如雷地来到这里，为了释放那被征服、被打败的魔鬼，让沃巴克斯爸爸当上宇宙之王！他飞到一间屋子里，卡利加里博士 [38] 正俯身看着一个呆滞的身体……是芭芭丽娜 [39] ！他张开他的超级嘴巴，开始吹。噗！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昏倒了，不幸的是，芭芭丽娜也在其中。于是他小心地闭上了嘴，跳到她身旁，一把将那个美丽的姑娘从酷刑桌上抓起。他一转眼就不见了，只看见她高高地飘在摩天大楼上空。那个美丽的姑娘醒来后，睁开眼睛，她那两厘米长的睫毛（当然，这也有她那必不可少的眼线液和睫毛膏的功劳）轻轻颤动着，她看到救命恩人那英俊的脸，就将自己温暖而湿润的嘴唇覆在他的唇上——然后，她又昏倒了，可怜的超级呼吸！一滴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受到诅咒，拥有那可怕的力量，无法逃脱，他如何能明白女人的爱！他只能永远在天上飞，寻找魔鬼，建立沃巴克斯爸爸王国！让这个世界满是忙碌而生机勃勃的工厂、幸福的工人，甚至是更幸福的百万富翁！可是，直到世界变得安全，直到他卸下披风的那一天，他都无法拥有人间的快乐。姑娘们、小伙子们，当那一天来临时，当他建立起稳固、永久的金钱和机器王国时，他终于可以用佳洁士牙膏刷牙，用李施德林漱口水漱口了。孩子们，这可是你们现在就能做到的！他终于可以住在莱维敦的平房里，和系着白围裙的芭芭丽娜一起过上平凡的生活……”
“产生自然的自然 [40] 。”多萝西说。
“不，是被自然产生的自然。”蒂娜与她争论道。
“我要受不了啦。”恰克·斯皮内里细声细气地说。
“最初的原因和最终的原因是一样的，不是吗？我是说，根据形而上学来说是这样，或者如果你超越了普通类别，进入神秘的现实……”
“那不是直接原因。”
“是离开的充分原因。”恰克说。
“嘿，米拉！”霍沃德·珀金斯和她打招呼，一副很高兴见到她的样子。他是个瘦弱的年轻人，一只眼睛总在痉挛。他佝偻着背，晃了一下。他又瘦又高，他的身体对他来说，仿佛是一种特别的负担，仿佛它是一根长长的煮好的意大利面，他怎么也捋不直。他身上总是盖着或围着什么东西。
“真想不到，半年就这么过去了。还有六个月。这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米拉用慈母般的语调叹息了一声。
“你是幸运的。”
“为什么？”
“你年龄要大一些，你对自己有把握。而我们这些人……太糟糕了。”
“你是说，你怕自己通不过考试？”
“当然！我们全都担心。我也不例外。我们都是本科学校里的优等生，都是一路得a过来，从没挂过科什么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心里都清楚自己有多愚蠢，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不懂的东西。老师们——就连最好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并不怎么样，因为他们从没想过问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问题，所以他们仍然给你a。可是，我们知道，迟早会露馅的。接着我们收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是因为那些老师推荐了我们，但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愚蠢。可你心知肚明，那一天正在到来。你进入哈佛后，他们就会把你揪出来。你会一败涂地。然后，大家都会知道。”他咕哝着。
“所以，你拼命地学习，是为了弥补你的愚蠢。”
“当然，”他用充满信任、几近哀求的神情看着她，“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会把我揪出来呢？会是在基础测试的时候吗？”
她笑了：“小时候，我以为我爸什么都知道，因为他不经常在家。当我知道他早晚会知道玄关里的脏脚印是谁踩的时，我很沮丧。然后，等我再长大一点儿，我才明白，原来无论是谁都会知道，因为家里只有一个人穿5码的鞋子。我还发现，爸爸知道得并不多，因为一切都是妈妈告诉他的，她才是那个厉害的人。再后来，我又发现，他们谁都不能比我更快地算出27加56等于多少，于是我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后来，我又以为老师什么都知道。当然，这种看法也没有持续多久，但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教授们是无所不知的，可这也没持续多久。当你得到第一个a的时候，你万分高兴，然后你又得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到现在，你总算相信，没有哪一个教授是无所不知的。你继续往前走，踮着脚尖走过雷区，等待着爆炸。可它始终没有来。一年又一年，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人把你揪出来。你一直在成功，一直在进步。有一天，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已经成了总统，那时，你才会真的被吓到。因为到那时你才明白，没有谁是什么都知道的，但别人会认为你什么都知道。那时你就要开始忧虑人类的未来了。”
他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大家纷纷转过头看他们。他的脸色又沉下来。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他说。
天哪，又来了。“可你还能做什么呢？”
“我可以去杀越南佬。”
“没错。”
“那也许更好一些。”
“如果你喜欢打仗的话。”
“或许我应该加入和平护卫队。”
“你怎么吃得惯鱼头和米饭？”
“我只吃糙米、青豆和酸奶。我得离开这儿，这里全都是行尸走肉。人们相互竞争，他们争相给胡顿 [41] 留下好印象，希望他能推荐他们去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任职。没有哪个人是真实的。”
“也许这就是真实。”
“不，你是真实的。你会说出你的真实感受。”
不，我没有，她想。不然我就会告诉你我这会儿有多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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